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便认为：“在英国的武力面前，清王朝的权威倒下，成为碎片；天朝永恒的迷信破碎了；与文明世界隔绝的野蛮和密封被侵犯了，而开放则达成了。” 进入当代之后，即便是一些非常同情中国的学者，也从经济史的角度提出了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对国家治理造成的更大伤害来自内部。从1800年开始，北方地区爆发了白莲教运动，朝廷为镇压这一运动花去一亿两白银，国库为之半空。到1851年，南方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战争前后持续十四年，国家财政为之支出约七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战争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地方武装的壮大及厘金制度的出现，实为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自宋太祖之后九百年不复出现的“藩镇现象” 死灰复燃。

    在内外交困之下，治国者又走到了必须变革的悬崖之畔，此时的中国，虽然中央财政已濒临破产边缘，白银的稳定性遭遇挑战，西风东渐造成人心思变，但是维持大一统的基本制度却未遭到致命的挑战，在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动力和空间仍然存在。很可惜的是，后来的改革者一次次作出了不可宽恕的“最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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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