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商会如火如荼，其而控制产业及舆论，甚至部分地承担了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成为一股活跃于民间的独立力量。1907年，全国80个重要的城市商会代表聚集上海，倡议成立了华商联合会，全国商会息息相关，联成一体。到1911年，全国各种商人组织近2000所，会董2.3万人，会员达20万人之众。

    在商人阶层壮大及独立的同时，知识精英也被“释放”到体制之外。在1905年，最重大的国内事件是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其决策过程非常匆忙，9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会衔上奏，当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废除科举制一方面比中国精英阶层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集权者失去了对全民思想及精英阶层的控制。科举制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生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的力量。一个可比照观察的事实是，1977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初，最早的一个变革措施就是恢复高考制度，将潜在的不满及反对力量纳入统治体系之内。在 敏感的社会转轨时期，一废一复，颇可参研。

    当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的大门外“会师”之后，对既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便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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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