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不过，如何进行“消灭”，后期又有不同的阶段性主张。在1948年前后，党内基本形成了“过渡” 的共识。根据刘少奇的计算，在当时的工业体系中，国营经济成分的比重仅为 34.7%，私营工商业还有很大的权重，他因此提出“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办法，并认为“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时间消灭私营成分。

    而事实上，这一工作只用了七年时间。其间，经历“夹心化”、“五反査税”、 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夹心”。陈云在上海的整肃加强了国营资本对产业经济的控制力，在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私人工厂如同生存在夹缝之中，它们的赢利空间其实已完全操于政府之手，丧失了博弈的能力。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陈云在上海整顿纱布和粮食业的时候，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

    第二阶段：“五反查税”。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五反”就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据统计，北京、天津、上海等9大城市被审査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主中，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为90%，即绝大多数为待罪之人。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自己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仅可见于汉武帝的告缗令时期。据计算，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査补的“五毒账”达30多万亿元，为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有余。

    第三阶段，边缘化。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营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第四阶段，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同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在此背景下，陈云提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5%的股息，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