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且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正陷入这样的制度惯性之中，缺乏地方政府和民间势力制衡的中央集权日渐对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与自由资本构成竞争和压抑后者的格局，尤为独特的是，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

    2002年10月，中共召开“十六大”，大会报告中描绘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模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由此可见，在内需和外贸两头旺盛的景象下，高效率的集约化改造是市场竞争的必然。

    可是，十年之后来看，这条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原因正在于：

    第一，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

    第二，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民营资本遭受排挤的景象，从2003年年底就开始出现了。当时，面对发生在能源领域的投资热潮，国务院下达《关于制止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并组织来自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民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组成8个督査组分赴各地清查。清查重点便是那些进入三大行业、“盲目投资”的民营企业。其中遭到高调处理的是江苏常州的铁本钢铁公司，温家宝总理亲自飞抵苏州督战，九个部委组成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对铁本进行全面检查，认定了“越权分拆审批、违规征地拆迁、骗取银行信贷、违反审贷规定、大量偷税漏税”五大罪状，将之定性为“一起典型的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严重失职违规、企业涉嫌违法犯罪的重大案件”，铁本董事长戴国芳被捕入狱。

    以此为分水岭，许多民营企业在钢铁、电解铝及水泥等行业的投资项目纷纷搁浅。然而，就当民营资本被严令喊停的时候，国有资本则纷纷大踏步挺进。以“投资过热”最为严重的钢铁业为例，在严厉处理铁本的2004年，全国只有两家钢铁厂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而到2005年则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其中除了沙钢，均为国有大型企业。到2006年3月，在羁押两年之后，戴国芳受审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当初被九部委铁板认定的“五宗罪”无一被指控。

    民营资本在2004年的惨败，令人印象深刻。时任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他描述道：“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在一次恳谈会上，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当面请教温家宝，对铁本的处理是否意味着国家政策的转变。

    民营企业家们的失望情绪曾让决策层颇为紧张，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其中有放宽市场准入、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改进政府监管等多项措施，因文件内容共36条，这份文件通常被简称为“非公36条”，这份文件一度被视为民营经济的重大政策利好，可是，从日后的执行来看，几乎均无落实。

    事实上，在经历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产业界线已然划定：前者在资源、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