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er">“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管仲去世一百五十年之后，在南方出现了一位大商人，他的名字叫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后世尊之为“商父”。与管仲“先商后官”的经历不同，范蠡是“先官后商”。

    范蠡辅佐的是“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个霸主越王勾践。勾践的称霸经历最富戏剧性――先是战败几乎亡国，被迫到敌国为奴，然后卧薪尝胆，历二十年终成霸业。

    越国地处长江下游的浙江、江苏一带，在西周时期尚是蛮夷之地，到了春秋，它与比邻的吴国相继崛起，形成争霸之势。公元前496年，吴越战于携李（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负伤身死。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与越再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迹山），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围困于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为了避免灭国之祸，谋士范蠡献计，向吴王求和乞降，以待复起，他用宝剑在石头上刻了十二个字，“待其时，忍其辱，乘其蔽，就其虚”。范蠡陪同勾践入吴国为奴，前后三年，受尽屈辱。

    被放归越国之后，范蠡又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先是遍觅美女献给夫差，让他沉迷酒色，荒废国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同时，着力于军政经济的建设，从《越绝书》、《吴越春秋》及《史记》等史料看，他在三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首先是建立各种生产和军事基地。他建筑了山阴小城和山阴大城，把都城从山麓平阳下迁到沼泽平原地带，使越国有了一个坚固的中心。在水土资料丰富的大城东郊筑塘，建立了粮食基地──富中大塘；在大城周围根据地址、矿产资源建造了畜牧基地鸡山、豕山和犬山，水产基地目鱼池，蔬菜基地稷山，冶金基地姑中山、练塘、锡山和六山，铸剑基地赤堇山、称山，造船基地船宫，练兵基地时浦，木材基地木客，编织基地麻林山和葛山，食盐基地朱余。通过建设这些生产、军事基地，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

    其次，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他说：“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就是说，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如果下跌到每石粮食只值20钱，就会谷贱伤农，打击农民；如果上涨到每石粮食值90钱，就会打击工商业者。打击了工商业者，国家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就会下降；打击了农民，农民就会荒芜土地，全国就会闹饥荒。因此，他向勾践建议，最好把市场上的粮食价格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限度内——每石粮食最高不超过80钱、最低不低于30钱，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实行宏观调控的“浮动价格”政策。这样，农业和工商业都能得利，物价稳定，关隘和集市繁荣，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那么，怎样才能把粮价控制在“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的合理幅度之内呢？范蠡说：“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就是说，只要搞清楚哪些商品是供过于求的——“有余”、哪些商品是供不应求的――“不足”，就可以知道哪些商品价格要下跌、哪些商品价格要上涨――“即知贵贱”。他已认识到，由于市场供求对生产的影响和调节，供不应求的商品上涨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增加和需求的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贵上极则反贱”；反之，供过于求的商品下跌到一定程度，由于供给的减少和需求的增加，商品价格又会回升、上涨――“贱下极则反贵”。换言之，他已从现象上认识到，由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的价格会围绕其价值而上下波动。

    根据上述认识，范蠡进而提出了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去调控粮食价格的办法。他的办法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