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政治中心。史料显示，西周建立之后，分封了一千多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即便一个诸侯国只有一座城池，也起码要有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城镇。近世多位学者曾经考据春秋战国时的城市数目，民国的考古学家李济找出了585个周代城邑，被认为是最可能近似的数字。

    另据张鸿雁、杨宽等人的研究，到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一些城市的规模已经非常之大，在当时的世界上无出其右。据考证，面积在6平方公里之上的城市起码就有十五座，其中，燕下都的面积达32平方公里，灵寿和临淄分别为18和16平方公里。临淄有人口7万户，按平均每户五人计算，是一个拥有35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与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相比，中国的城市规模显然要大几倍，在希腊城邦臻于极盛的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公元前429）执政时期，雅典城的人口为十五万人。根据学者的计算，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据此可以得出一个让人惊奇的结论：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已然有相当高的城市化。据赵冈的计算，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远高于晚清1820年时的6.9％。

    如此高比例的人口聚居于城市之中，必然需要高超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巧，同时，它对粮食的商品化以及工商贸易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周代开始，政府就已经有意识地以城市为中心，将工商业生产纳入到行政管理系统之中，相关的制度有两个，一是坊市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所谓坊市制度，就是由政府规定市场贸易的地点和时间，这一制度从周代一直实行到宋代，前后超过两千年。市籍则是对市场内的商贾进行注册登记，实行执照制。

    古代文献中，对市场贸易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易经·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对交易时间——中午——进行了规定。另据《史记·三皇本纪》记载，“日中为市”的制度是由远古的炎帝设定的。

    在《周礼·地官》中——它被认定为周王朝的文件汇编——对集市的地点进行了规划，“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也就是说，国境之内，每隔十里、三十里和五十里就分别有“庐”、“宿”和“市”三种不同规置的集聚场所，“市”就是商品交易的地方，“积”则是供商贩存货的仓库，方圆五十里设立一个集市，显然考虑了人口流动的半径和交易成本。

    而这些“市”都被规划在城市的中心区，四周有墙，三面设门，市内预设一排排的摊位，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管理，周代设“司市”一职，就是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员。赵冈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考据，他写道：春秋战国时，每个城邑的中心都由官方设立一个市场区，由专人负责管理，商品交易全要在市场内进行。也就是说商业区与住宅区要严格划分。为了配合城内规划，居民的居址也是按职业分配的，据《管子·大匡篇》的记载，当官的家靠近王宫，平民及农民的家靠近城门，从事工商业的则靠近集市。

    早期规划的“市”占地一井——所以日后有“市井”一词，即每边长约三百步，较大的城可以设立多个集市。市内预先划定商贩的摊位，称为“肆”。市场管理者把同一类商品的贩卖者集中于同一行列，不同行列的摊位贩卖不同货品。行就变成了商品分类，同业排在同一行列，故称“同行”。

    所有在市场内摆摊交易的商贩，都必须取得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这就是“市籍”。这些有“市籍”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企业史上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商人。他们在市门经过官署所派门监检验证件之后，得以进入市场贩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