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于农业和畜养业，他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

    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其发迹故事与向范蠡求教的猗顿有点类似。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我就能让邓通富贵，怎么可能贫穷呢？”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数数十来个字——例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份“西汉富豪榜”，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他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二十一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已是天下闻名之人。

    从这二十多位富豪所从事的产业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营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对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