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道”，他在著名的《过秦论》中评论说，秦始皇“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经济上，则是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他在《论积贮疏》中写道，“农业兴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粮食多了，有什么做不成的？只要让老百姓全都去务农，都以此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商业的人都转而去种地，家畜多而粮食足。这样是可以富安天下的，可惜皇帝还犹豫着不肯实施，多可惜。”

    贾谊在三十三岁时就去世了，与他同龄的晁错（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54年）继续倡导这一路线。

    与书生论政的贾谊不同，晁错深得景帝信任，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副丞相），位列三公，对政策影响重大。他对当时的商人崛起景象提出了更猛烈的抨击，他说，“现在法律上虽然轻贱商人，可以他们其实已经富贵起来了，口头上尊崇农业，其实农民已经变得贫贱……商人们因为富厚，就结交王侯，势力比官府还要大，靠着利益的关系权倾一时。”

    对于地方诸侯的坐大，晁错比贾谊更为激进，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张，即取消王侯封建。公元前155年（景帝二年），晁错上呈《削藩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其论述矛头首先指向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景帝采纳晁错的献策，先后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第二年正月，吴王会同胶西王、赵王、楚王等七王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群起叛乱。景帝为了平息众怒，被迫腰斩晁错于西安东市。可是，吴王等人不善罢休，继续挺兵，终成“七国之乱”。

    在名将周亚夫的指挥下，朝廷镇压叛乱，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又戏剧性地发生了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插曲。

    中央军出征之时，居住在长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了表明自己忠于中央政权，也纷纷请求带领亲兵随军出征。可是，他们的领地多数都在关东，而长安却在关中（函谷关以西）地区，一时难以置备齐足够的车马、武器乃至盔甲等军用物资，急需筹措金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人——时称“子钱家”――借贷。不想，那些人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七王气焰方张，战局如何发展，一时尚难判断。只有一位叫无盐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贷给那些“列侯封君”，其利息高达十倍。不料仗只打了三个月就结束了，无盐氏因此获利最大，成为关中巨富。

    无盐氏发战争财的故事十分传奇，在世界商业史上，竟可以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参照，后者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因准确预测了拿破仑的失败而获得大利。从无盐氏的故事中，也呈现出当时真实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财势已经超过很多权贵，成为一股可以与政府博弈的社会力量；其二，众多长安高利贷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贷，无疑让治国者感到商人阶层的不忠和威胁，连司马迁也指责他们“不佐国家之急”。

    “七国之乱”平定的十三年后，公元前140年，汉景帝驾崩，16岁的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登基，是为汉武帝。他当政五十四年，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轨道之上，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武帝登基之后，血气方刚，在内政和外交上均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政策。

    对内，他采纳了贾谊曾经提出的主张，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