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从千年历史的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但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国有之策，名曰‘抑富商而利贫民’，实则富商无所损而贫民转失其利耳。此固验之往事，百无一爽者也。”）因为，“国家于一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经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工商模式之中，商人彻底地丧失了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阶层。

    尽管如此，从盐铁会议上的儒生，到扬雄、司马光和刘师培，仍然无法实质性地回答桑弘羊提出过的那个难题：如果不采取营利性的国有专营制度，如果国有资本不保持对国民经济的高度控制，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帝国如何得以维持？

    正是在这里，“仁义为本、轻赋薄徭”的儒家理想与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构成了一对尖锐的制度性矛盾，百代之后的今天，桑弘羊的设问，仍然冷冷地摆在所有中国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