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倡议经济管制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以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而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上了交易丞、钱府丞等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帐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

    在税赋政策上，王莽也采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缗之法，他宣布征收个人所得税，所有从事工商业者，无论是养蚕的妇人还是缝补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县官自报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税率缴纳税金，有敢不报者或自报不实者，全部没收所得，并罚在官府做工一年。这一政策如何落实，史书不载，估计又是为某些官吏敲诈民间创造了无数的机会。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条是铸钱国营化。在这一项改革上，充分展现出王莽改制的混乱和随意性。

    西汉自武帝以来，百余年间，一直通行五铢钱。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五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了，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谣传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

    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变动币制，他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经错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变动币制，他下令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

    短短七年间，王莽四次改变货币，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

    如果说“五均六筦”是对汉武政策的“东施笑颦”，那么，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则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极端，这实际上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那根稻草。

    汉人对土地情有独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民众对土地的看法。他认为，天下财富可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种，其中，从事农桑是为本富，经营工商为末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他又接着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也就是说，从事工商的“末富”比“本富”更容易积累财富，而流通领域的利益更大于制造业。那么，一个人或家族如何才能长久地拥有财富？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可以靠工商来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