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暴乡闾”（《魏书·韩胤传》）。甚至大族聚居，一个宗族就有将近上万户人家，炊烟连接，房屋比邻而立，延绵不绝。据邹纪万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的统计，永嘉之乱后，坞堡组织发展至高峰，譬如魏郡、汲郡有五十余，冀州有百余，雁门、太原等地有三百余，关中地区最多，有三千余，各地豪强纷纷结坞自保。

    这些世族的势力实在太大，北魏政权初建时曾实行“宗主督护制“，以利用这些世族地主来暂时地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在《北齐书·崔陵传》中还记载了一个细节：当时中原以崔、卢、李、郑为四大名门望族，其中又以崔姓为首，与崔家联姻的都是堂皇家族，有一年，当朝的娄太后为博陵王娶亲，纳崔陵的妹妹为贵妃，太后特别关照前去提亲的中使说，“一定要办理得风风光光，千万不要被崔家的人笑话了。”连皇室都担心被崔家看不上眼，可见世族之显赫崇高。

    世族经济归根到底是权贵经济，由权牟利，是最快捷的致富途径，因此，在这种社会型态之下，“导致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的官商勾结与官僚资本。”

    在各部史书上随处可见各路世族诸侯靠割据一地而大肆敛财的事迹：三国时，公孙瓒据易京，自筑高城，所宠信的人大多是商贾之辈，官商联手，闹得民怨沸腾。西晋的世族大吏刁逵“有田万顷，奴婢千人”。到了北齐时，各位王爷提拔自己的属官，大多从富商之中选择，而一些高官的家里，每天出入的都是富商大贾。连在边境驻守的将领都没有太多的心思用于军事，而是以通商交易为主业。北齐政权还公开卖官，以致于“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广州在当时已经是南部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南齐书》记载说，只要当上了广州刺史，骑马一过城门，就相当于得了三千万的财产。

    世族模式发展到魏晋晚期已经腐败非常，世族子弟的富贵得来实在太过容易，早就失去了进取之心，他们穿着华丽宽大的衣袍，出门要坐车，进屋需扶持，还整日里“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致于“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连马与老虎都分辨不出，如此子孙，当然已不堪用世。所谓“魏晋风度”，正是世族门阀日暮夕阳的生动写照。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四代，其开国皇帝都是“寒族”出身，而各级高级将领更是多由平民出身的人士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