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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晏自幼聪慧，其“神童”之名被写进了。八岁那年，唐玄宗禅封泰山，刘晏献《颂》，因文辞婉丽而被皇帝授予“太子正字”的官职，算是全唐最年轻的官员。中就咏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刘晏从青年时就开始当官，从县令逐级升迁，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二年（公元756年）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即户部主管财政收支的副长官，到叛乱平息的公元763年，他取得刚刚登基的唐代宗的信任，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副宰相，同时兼领人事和财政事务，成为帝国最重要行政首长之一。他前后主管天下财政长达二十多年，是有唐一代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长官。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在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桑氏之名已然败坏，然而就如同桑弘羊力排众议地褒扬商鞅一样，刘晏亦视桑弘羊为楷模，在一份致前辈长官的信中，他表示要“象贾谊那样的为复兴汉室而努力，学习桑弘羊的功利之术，竭尽全力，以报答前辈的知遇。”与桑弘羊相比，刘晏身处皇室权威急速下坠之际，当然更为凶险，为了重现中央集权，他的手段更加的巧妙。

    第五琦的盐政类似于战时政策，过于霸道，其弊有二，一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定价权，市场弹性丧失，导致盐价暴涨；二是官府卖盐，多设机构，开支浩大。刘晏主政后后，对其进行了部分的修正。首先，他把统购统销政策改为“民产－官收－商销”，这个办法大大减少了盐政机构的人员庞大和行政成本，其次，他在全国十三个重要产盐区设立巡院，一方面打击私盐，另一方面则保护获得政策牌照的盐商的利益，其三，他制订了“常平盐”制度，以保证非产盐地区的盐价供应，防止投机商人囤盐牟利。

    若比较刘晏的盐法与之前众人——从桑弘羊到第五琦——的不同可以发现，他的“民产－官收－商销”是一个效率更高、更注重利益分配的官商合营模式。这些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食盐专卖收入逐年增加，十多年增长了十五倍，以致于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也是财政史上，盐税占国库收入最大比例的时期。

    除了官营盐业，刘晏还对全国的重要商品产销进行管制，把桑弘羊的平准、均输制度重新搬了出来。他在各地建立常平仓――仓储和物流中心，设置了知院官，随时了解各种商品价格的动向，然后“贱增贵卖”，以获其利。《旧唐书·刘晏传》记载说，“他全面掌握了商品的供销动向，政府获得了重大的利益，而市场波动则得到了平抑，这是真正高明的治理之术。”中唐在安史之乱以后，没有陷入更大的乱境，与刘晏以果断的专营政策迅速地改观了中央财政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因此，史家授予了一个桑弘羊式的评价——“敛不及民而用度足。”

    历来史家对于那些主张工商管制的历史人物，都一般性地认为他们是重农抑商论者，譬如宋代大学问家欧阳修在《新唐书·刘晏传·赞》中就说刘晏“排商贾”。其实，这是绝大的误读。胡寄窗早在1960年代创作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敏感地指出，之所以管制工商，是因为桑弘羊、刘晏等人比谁都明白工商对国家税收的重要性。

    刘晏为政十分勤勉，大小政务无论轻重，都能在一日之内就做出决断。他上朝时骑在马上，心里还在筹算账目，退朝后在官署批阅文卷，常常是秉烛达旦。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代宗执政的将近二十年，经济元气日渐复苏。

    公元779年，代宗驾崩，37岁的长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此时，中央财政已摆脱了窘迫的困境，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计算，与安史之乱时相比，国库收入起码增长了十五倍，治国者再燃削藩的雄心。李适是一个跟太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