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叛乱的藩镇，承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又历数年，叛乱的藩镇才分崩瓦解，叛乱平息。此后，灰心丧气的德宗再不敢轻言削藩，地方割据之势，此后再无改观。

    中唐之后的一百多年，与盛唐宛成对比，民间活力日渐丧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到衰退循环之中。其情其景，几乎是历代末世所共见。试以两个政策为证。

    一曰“和籴”。和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代建国之后，就推行这一政策。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购买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新唐书·食货志三》就明白记录说，宪宗即位之后，每当丰收之后，政府强买民米，比赋税还要严酷，“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一曰“白望”。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中，有一个特别的区域称为“宫市”，是专门向皇宫供应商品的地方，皇宫里的太监到这里购买商品，会有一些人充当“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张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有的时候，甚至“白取其物，不还其价”。中记录说，每当太监们出动，很多商贾都会“撤业闭门”。白居易在名诗《卖炭翁》中便生动地描述了一位卖炭老翁在“宫市”上被欺负的景象——“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除了“和籴”、“白望”等现象之外，国有专营制度的流弊更是逼现无遗。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盐业上，政府对民间的盘剥暴露得尤为显著。自德宗之后，有政府靠山的大盐商控制了食盐的产销，盐价年年上涨，官民矛盾空前突出，民间出现了武装贩盐的盐枭集团。

    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后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专门上呈《论变盐法事宜状》，对食盐专营提出了异议。他详尽地比较了官卖与私卖的差异：

    其一，私人卖盐，灵活多变，官府卖盐，受制度约束，死板呆滞。

    其二，偏远地区，百姓稀少，官府卖盐得不偿失，不愿前去。一旦前去，难免让地方上干这干那，事虽不大，骚扰不小。这些弊病都是私卖时没有的。

    其三，官营盐业，行政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盐税还没有征收到手，花费已是不少了。而且，事情一涉及官吏与百姓打交道，就必然有敲诈勒索的事发生。

    其四，在食盐运输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强行摊派的事情，老百姓不堪其烦，宁可去赚私家的五文钱，也不愿意赚官家的十文钱。

    最后，韩愈对盐业专营给出的最后结论是两句话：“不惟大失人心，兼亦惊动远近”。

    韩愈在当时文名之高，无出其右，不过在官职上却不过是个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也就是副部级官员，其上疏终于没有能够改变既定的政策。

    任何专营制度一旦执行时间持久，必然会出现寻租阶层和特权化，官商勾结形成权贵经济，势在难免。史书所载的晚唐富商，多与官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政府最终之所得，必不如权贵商贾之所得。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长诗《盐商妇》，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情形――“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由此句可知，即便以支撑中央财政半壁江山的盐税而言，也是私家得大，官家得小，而从盐政制度的安排来看，这一“私家”显然非普通之人。进而在分析其原因时，白居易把矛头直指桑弘羊，认定这样的人物不但汉代有，当今也有――“好衣美食有来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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