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赦诏中指出：“如闻朝列衣冠，或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懿宗在即位赦文中也指出：“京城内富饶之徒，不守公法，厚利放债，损陷百姓。”

    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朝廷多次下达“禁蓄钱令”，却成效不大。德宗时的陆贽就算过一笔帐：过去一匹绢，可以换铜钱3200文，而现在一匹只能换1600文，绢贬值了一倍，这不是因为税赋增加了，而是因为铜钱被囤积了起来，这种“钱重物轻”的现象，妨碍了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

    由刘玉峰列出的上述五条出路可见，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到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后果当然是负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日渐成为社会顽病，最终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大，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

    这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的总反应。

    随着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衰败，此时的唐帝国已摇摇欲坠，中央权柄被宦官把持，地方藩镇气焰非常，民间经济则因管制政策的严酷而奄奄一息。

    一斗盐终于逼反了天下人。

    公元873年，关东大旱，千里焦裂，河南、河北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领头者，正是贩卖私盐出身的“非法商人”王仙芝和黄巢。黄巢屡败官军，一度攻下长安，建立大齐政权。王黄之乱历时九年，中原狼藉一片，虽然终被镇压，却也消耗掉了唐朝的最后一点精气。唐末诗人韦庄曾创作长诗《秦妇吟》，其中描述长安的景象是：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恍惚之间，万千繁华又成一帘残梦。

    公元907年，曾经在黄巢部队中当过大将、后投降朝廷的朱温成了帝国的终结者，他篡唐自立，改国号为梁。不久，天下分裂，在其后的短短五十三年中，先后出现了五个次第更迭的王朝以及十个地方割据政权，后世统称之为“五代十国”。到960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建国号为宋，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天下再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