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2年，郑成功（1624－1662）在台湾去世的时候，年仅38岁，此时他被南明的永历帝封为延平郡王，是无数遗老光复大明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正史上，郑成功因收复台湾而被看成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不过在企业史上，他的身份则比较微妙，他和他的家族在很多时间里是中国南方最大的海盗商人集团。

    明朝自开国之后，就颁布了“海禁令”，1492年之后更是强调“片木不得下海”，当海外贸易的正常渠道被全面封杀之后，非法的海盗事业就变得十分蓬勃且难以遏制。种种史料显示，从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末的四百多年里，跨越明清两代，南中国海是全世界海盗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极盛时多达15万人。

    浙江、福建、广东一带地狭人稠，从来有涉海经商的传统，海禁实施之后，沿海民众无所得食，于是铤而走险，从事非法贸易，他们将硫磺、兵器、铜等违禁物资以及丝绸、茶叶、棉布还有瓷器等，长途贩运到南洋，与那里的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岛）和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交易，再由他们转销至欧洲、非洲和美洲市场，同时将海外出产的苏木、胡椒、象牙、银币等输送回国。因为官方限制，所以走私的利润就非常之高。《明实录》中说，“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

    明中期，最出名的海盗竟是一群来自徽南的商人。最早在江浙东南沿海从事走私的是歙县人许辰江、许本善等。嘉靖初年，歙县许村的许家四兄弟组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海盗集团，他们以宁波附近的双屿岛为基地，把商品贩销到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浙江官员在给朝廷的报告中称许氏集团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到了嘉靖中期，许氏集团被击溃，其部下、同样是歙县人的汪直起而代之，他的贸易基地是舟山烈港，拥有数万之众和载重量达120吨的海船上百艘，其贩运区域更扩大到了北部的日本、朝鲜，一度控制了萨摩州的松浦港。汪直还自封为“徽王”，凡“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割据王国。据记载，汪直能够造出超级大海船，“造巨舟方一百二十步，木为之城，楼橹四门备具，上可驰马，容二千人。”从这一描述看，汪直大船堪与郑和的“宝船”相比，其集团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商业复合体”。

    除了徽商背景的海盗之外，另外一个人数庞大的走私集团来自福建的漳州、泉州一带。这些中国籍的海盗与日本浪人纠结在一起，成了让明政权头痛不已的“倭寇之祸”，他们游戈于浙闽沿海，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对于“寇商一体”、“中日混合”的事实，明人其实非常清楚，嘉靖年间的抗倭名将胡宗宪就曾统计过，福建沿海数万倭寇之中，漳州、泉州人就占其大半。他继而写到，“倭寇与海商其实是同一个人，如果开放海禁，倭寇就转身变成了海商，如果实施海禁，海商就立即变成了倭寇。”

    崇祯年间，因北方战事不断，朝廷无暇顾及海事，走私成公开之势，拥有雄厚资本的“豪门巨族”、“湖海大姓”纷纷私造大船，经营外贸，明末屈大均追述说“在昔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豪商大贾，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1642年（崇祯十五年），万历名臣海瑞的孙子海述祖，在海南岛自造一艘首尾约长28丈、桅高25丈的大舶，“濒海贾客三十八人凭其舟，载货互市海外诸国，以述祖主之”，这一年从广州扬帆出海，“次年入广州，出襄中珠，鬻于蕃贾，获赀无算，买田终老”。象海述祖这样，经不住暴利诱惑，捞一票就走的人估计不在少数。

    郑成功出生在一个海盗家庭，他的父亲郑芝龙是南中国海一个海盗集团的首领。他的母亲是一个日本人，而他的出生地是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