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得富的反而较少。他分析原因说，“可能是山西民风俭朴，喜欢积蓄而致富，南方人个性奢靡，所以存不了多少钱。”若康熙的观察真是一个普遍现象，倒是出乎后人一般的印象。

    尽管从清朝开国之后，晋商就一直非常风光，然而它的大辉煌时期竟还没有到来。

    康乾年间，帝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京城，而在南方的扬州，这当然与盐业和徽商有关。

    自明代叶淇变革盐法之后，两淮盐场就成了全国最大的盐业产地和交易中心，垄断的盐利之高让人咋舌，康熙时期的大臣郭起元就统计说，一包盐在江南一带的收购价为二三文，到了江西、湖广，零售价就抬高到一二十文，即有七、八倍的利润。康乾年间，淮盐每年行销190万引，每引平均为300斤，销盐一斤就可获利三十文，一引即可得白银九两，以此推算，两淮盐商每年的利润为1200万两之巨，累以时日，其财富之大无以复加，据地方志记载，大盐商的家产均在千万两以上，百万两以下的，都只能算是“小商”――“百万以下，皆谓之小商。”当代史家估算，清代两淮盐商的资本约为7000万两左右，相当于乾隆年间国库存银的总额。因此连乾隆帝都叹息说，“富哉商乎，朕不及也。”正因如此，作为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就成了天下最大的销金窟，康熙、乾隆多次下江南，均以扬州为目的地。

    为了更加有效率地管理盐商，清政府推出了“首总制度”，即从二十多位总商中选拔出一位首总，三年为一任期，由他来协调官商关系，此人就成了最显赫的盐商领袖。在历任首总中，最出名的是江春（1721－1789）。

    江春祖籍歙县江村，他的盐行名叫江广达。江春的曾祖父江国茂是一个晚明秀才，清初时放弃举业而成为扬州的盐商，到了儿子江演一辈，积少成多，渐有积累。江演生有二子，江承玠因为怡亲王的举荐而成为嘉兴知府，江承瑜――也就是江春的父亲则成了有名的总商之一。江春二十岁就因父亲早逝而继承了总商一职，因才干出众，很快崭露头角。1751年（乾隆十六年），乾隆帝第一次下江南，在扬州城北郊的蜀冈御码头接驾的有四位大盐商，他们都是徽州歙县人，领头者正是时年三十岁的江春。此后几十余年间，江春纵横官商两场，成扬州城里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时人称他“身系两淮盛衰垂五十年。”

    江春熟悉盐法，为人干练，行事公道而能协调各方关系，据说每次只要他发言，或提出一个策略，一众商人只有拱手赞成的份儿——“每发一言，画一策，群商拱手称诺而已。”更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巴结官员和皇帝。《扬州画舫录》记载一事：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好文善诗，有一年春天，他突发雅兴，仿效王羲之“兰亭修禊”，召集一帮骚客聚会饮唱，他当场做了四首七律诗，在江春等一干盐商的“运作”下，竟然有七千多人“和修禊韵者”，成扬州文坛一大盛事，哄得卢大人眉逐颜开。

    《清稗类钞》记录的另外一则故事更加出名：乾隆南巡到扬州，江春作为盐商代表承办一切接待事务。某日，乾隆到大虹园游览，行至一处，随口对左右说，这里的风景很象京城南海，可惜没有一座白塔。江春听到了，当即贿赂内官，把南海白塔的模样画了出来。当夜，组织工匠建造。第二天，乾隆又来园中，远远看到一塔巍然而立，无比惊诧，以为是错觉，上前细看，果然是砖石所造，乾隆叹息说，“盐商之财力伟哉！”

    因善于奉承、办事利落，江春深得乾隆欢心，先后六次南巡，都要接见他，到他的家里做客，有一次还面赐给他的七岁幼儿一个“金丝荷包”。每当有两淮巡盐御史上任，乾隆总会在奏章中提及：“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在盐商中的威望也因此树立。

    盐商与各级官府——从中央到地方，表面上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