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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于日常消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豪之风远胜过前朝,有人甚至称之为“纵欢的时代”。《扬州画舫录》记录过两个故事:有人为了炫耀富有,竟花3000两银子把苏州城内所有商店里的不倒翁统统买走,“流于水中,波为之塞”。还有人以万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宝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江水面草树,四处漂漾。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商人阶层从来有一种自我毁灭的倾向。

    鲍志道发达之后,将主要精力投注于几件大事,一是构筑错综复杂的官商网络,二是培育同族子弟攻考科举,三是重建宗族世家。

    在当总商的二十年间,鲍志道热心于政府的各项工程,无论军需、赈济还是河工,均踊跃捐助,他总计向朝廷捐银2000万两之巨,超过了江春的记录,朝廷“投桃报李”,也给了他一顶接一顶的红顶戴,从“文林郎内阁中书”、“中宪大夫内阁侍读”到“朝仪大夫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等等。

    “以商致富,以宦贵之”,这是鲍志道深信不疑问的保全之道。早在明代,学者王士性就曾总结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也就是说,当一个商人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必投入大量资金于其子弟,促使他们走向科举,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鲍志道生有两子,长子鲍漱芳跟从他经营盐业,次子鲍勋茂则刻苦读书,考中举人,后来当上了正三品的通政使,鲍家从此横跨政商两道,无人可撼。他还出资重修了扬州的徽商会馆和歙县当地最大的书院――紫阳书院,大力培育同宗子弟攻读科举。

    鲍志道的做法是徽商最为骄傲的传统。他们以“程朱阙里”自诩,明清两代,徽州共出了28个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二十四分之一。其中,鲍志道的家乡、徽商最集中的歙县在清代共出现了5个状元、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15个内阁学士和296位进士。“贾而好儒”为官商经济提供了绝好的营生土壤,时人对徽商的评价正是:“官员与商人互相依附,各取所需,无论是京城或过往的名士都成了结交的对象,甚至与朝堂重臣结为联姻,鼓励自家的子弟考取科举,只要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不惜采取贿赂的方式。”除了结交官府、培育子弟之外,鲍志道还有一项重大的使命是光大宗族荣耀。尽管他的经商场所在扬州城,然而他的“精神家园”却在偏远的歙县棠樾村,他化了大量精力和金钱于棠樾鲍家的宗族建设。

    中国从来有“一族聚居”的传统,尤以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高峰,到了明清,又有演进。明嘉靖年间,朝廷采纳礼部尚书夏言的建议,准许天下臣工建立自己的家庙,从而打破了“庶人不得立家庙”的古制,此后,民间建祠堂、置祠田、修宗谱、立族规迅速成为全社会的风尚。

    这些宗族村落往往远离中心城市,从而避免了战乱和官府的侵扰。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村内严禁他姓人居住,哪怕是女儿、女婿也不得在母家同房居住。具有主仆名分的佃仆一类单寒小户,则于村落的四周栖息,时人称颂这一景象是——“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风”。

    在这个宗族“小宇宙”里,有财力、读过私塾的乡绅商人成了实际的管理者,这就是所谓的“以族为基,以帮聚之”、“以末汇财,以本守之”。他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商产业,但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和“财富仓库”则安放在此间。当他们在盐业、钱庄、贩布等产业赚到很多钱后,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源源不断地运回宗族乡村,在这里大量购置土地,建造房屋,修桥补路,制订乡约,奢侈享受,留存至今的徽南民居、晋商大院均因此而成。

    与几乎所有的徽商一样,鲍志道在家乡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了赈济族内的贫穷家庭,鲍家购置的义田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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