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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伍秉鉴扶持的另外两家洋行,一是英资的宝顺洋行,它是东印公司的一家关联企业,东印公司退出后,它继承了与怡和行的大部分业务关系,其核心合伙人是托马斯·颠地,此人个性张扬,桀骜不驯。还有就是美资的旗昌洋行,伍秉鉴与它的关系尤为密切。

    旗昌的创办人是罗密欧·罗素,1818年创办于广州,它一开始很不起眼,“只是一家聊有薄资的代理行,靠替大老板打杂、跑腿起家。”1830年,来自波士顿的两个年轻水手、约翰·福布斯和罗伯特·福布斯兄弟加入了旗昌,其中的约翰·福布斯当时只有16岁,聪明伶俐,深得伍秉鉴喜欢,便收他为义子,怡和行为旗昌的所有业务做担保,旗昌很快风生水起,据一些史料的记载,伍家在这家洋行中拥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1837年,福布斯兄弟分道扬镳,罗伯特·福布斯继续留在广州,约翰·福布斯则回到美国,他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全部投资于铁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铁路承建商,福布斯家族也一跃为美国最显赫的商业世家之一,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就是约翰·福布斯的曾外孙。

    自1833年英国东印公司淡出中国之后,怡和洋行、宝顺洋行和旗昌洋行成为势力最强、控制对华贸易的三大外资企业,而伍秉鉴与它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关系。

    除了在对外贸易上翻手覆云,伍秉鉴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也与前辈潘启一样的高明,他跟广东的地方官员保持了非常良好的互动,《广州府志》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1811年到1819年期间,受经济景气影响,十三行商人陷入集体低迷,伍秉鉴先是将他在羽纱业务中的利润所得全数拿出来,按比例分给全体行商,然后又向濒临破产的行商放债200余万银元,使多数资金薄弱的行商不得不依附于怡和行,他本人的威望也无可撼动。

    从一张油画肖像来看,伍秉鉴长得非常清瘦,宽额、凹眼、细脖,一副南亚人的典型模样,他个性低调,不苟言笑,据说“一辈子只讲过一句笑话”。他靠捐钱得到了一个三品的顶戴,不过,除了极少数的日子,从不穿戴官服。他的西方合作者对他的评价的是:“诚实、亲切、细心、慷慨,天生有懦弱的性格。”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充满了商业智慧的低调商人,在有意无意中,扮演了“帝国掘墓人”的角色。

    伍秉鉴的生意,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而实际上,又与另外一项十分隐秘的进口业务有关,而正是这项业务,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情势的“天地变色”,并进而造成国运陡转,它就是鸦片贸易。

    提炼鸦片的罂粟早在公元7世纪就由阿拉伯人传入了中国,它被当成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原料。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在台湾、广东和福建一带,有人把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早期,它属奢侈品,吸食者为追求刺激的政府官员、无所事事的军人和沉迷享乐的贵妇人。清帝国在1729年(雍正年间)明令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根据东印公司的记载,这一年输入中国市场的鸦片为200箱,1796年(嘉庆年间)再次重申取缔进口和种植鸦片,这时候,年销售量已经达到了4000到5000箱。在对华鸦片业务中,英国商人出于利益的考虑,扮演了走私者的角色。从1729年到1800年,中国的鸦片进口增长超过20倍,成瘾者约为10万人左右。到1818年,英国科学家研制出更廉价、药效更强的混合鸦片,它迅猛地扩大了消费市场。

    一向以文明人标榜的英国人当然知道鸦片对中国的伤害性,然而在诱人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利益。摄于清帝国的“鸦片禁令”,东印公司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可是在实际经营中,则将鸦片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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