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学毕业生。”穆易正色答道，“日本精神教育向以忠君爱国为中心，中国民犹存，国犹在，你是大学教授，教本国学生要忠君爱国，如果要我做汉奸，也是你们的耻辱。”重光一时结舌，无言以对。

    1937年的12月初，日本支那派遣军找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苏锡文，在浦东成立“上海大道市政府”。此外，日军还物色一批商人，在外滩正金银行楼上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委员名单中有当时滞留沪上的二十一个知名企业家，包括纺织大王荣宗敬、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杂粮业同业公会主席顾馨一、南京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姚慕莲、知名商人尚慕姜等等。据《大美晚报晨刊》报道，12月24日，召开上海市民协会的第一次准备会议，会后，委员们“将其宣言及协会章程，送达日本驻沪陆海军当局，请求谅解。”

    这一消息发布后，当即震动沪上，很多人视之为汉奸行为。有记者问荣宗敬，市民协会为什么不报备国民政府，却向日军当局送达，荣答，“此事如呈请中国政府当局，势必不能成立，吾人必须勇往直前，作减少人民痛苦之举，无须惧怕，只须宗旨纯正，可不问其结果如何。”荣的解释是软弱的，在市民协会成立后，上海市商会、总工会、教育会、农会等二十多个团体联合集会并发表声明，宣布该协会为“非法组织”，并“劝告全市同胞，勿与该组织合作。忠告报载之参加分子，切莫自绝国人，自毁人格。”

    紧接着，更激烈的惩罚行动出现了。12月30日，陆伯鸿由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寓所外出，被一个化装成水果小贩的国民党特务开枪打死，顾馨一的家中则被投掷了一颗手榴弹，荣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胁，后被迫在报纸上公开声明退出市民协会，接着避走香港。1938年4月15日，“大道市长”苏锡文乘车外出，被人投弹未中，有路人五名遭池鱼之殃。

    暗杀仍在进行中，但汉奸还是屡出不绝。

    1938年10月16日，前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傅宗耀接受日本人的委任，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如果说顾馨一、荣宗敬等人的委曲求全，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业，那么，傅的行为则令人不齿。早在十一年前，他曾经因为不愿借钱给蒋介石而遭到通缉，后来他长期避难于日本人控制的满洲国，与日人走动密切，他尝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身价5000万元，但是我要把每一元都花在反蒋上。”此时，他投靠“敌人的敌人”，甘愿当一个汉奸。

    傅宗耀是“晚清商父”盛宣怀的义子，随着他的投敌，盛氏子弟也相继投靠日本人。早在这一年的1月1日，日军就任命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为“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接收了国民党财政部税务署和江苏省税务局，接印视事。在陆伯鸿被杀、荣宗敬出走之后，盛宣怀的孙婿、台湾银行买办周文瑞成了“上海市民协会”的头脑，周的亲家尤菊荪则是协会的活跃分子。

    作为清末民初最显赫的商业世家，盛门附逆，成一件百死难赎的恨事。在八年抗战期间，邵式军成了上海首富，时人记载，“邵逆式军，在伪组织中，由统税局而税务署，联任首长，前后八年，缺最肥，时最久，故拥资亦最富。”盛门仅有的抗日者，是被视为“花花公子”的邵式军胞弟邵洵美，在孤岛时期，他以美国妻子项美丽的名义出版了两份宣传抗日的杂志《自由谭》（中文）和《公正评论》（英文），他还秘密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Prolonged ar”）。

    与盛家子弟一起为日本人效力的还有沪上黑社会“三巨头”之一的张啸林。

    上海沦陷后，青帮老大黄金荣闭门不出，拒绝为日本人做事。杜月笙则公开反日，他在“马当沉船”中表现勇敢，避居香港后，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