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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史人物 江村经济
    1938年春,一个28岁的中国学生费孝通(1910-2005年)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它在第二年以《江村经济》为名出版。此书日后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

    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孤岛”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现在的吴江市震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就在几年前的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江村经济》就是结出来的成果。

    苏南的苏州、常州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江南蚕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晚清,欧洲的机织技术引进中国后,这里的纺织工业就开始萌芽,费孝通无意中找到了观察中国乡村工业的最佳试验点。当时流行的经济观点认为,工业的发展必须集中于城市,乡村最多是原料和劳工的来源地,费孝通则不这样认为,他说,“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代替农村来经营丝业,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在都市方面是劳动后备队伍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所以,我们想达到的就是把丝业留在农村,使它成为繁荣农村的一种副业。在农村设厂,规模就要受到人口的限制,所以我们寻求最小规模、最大效率的工厂单位。”费孝通的这种观察超出了同时代的所有人,不独在中国,即便在全球学界也是独步一时,它完全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大工业设想,而是一种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思想灵光。事实上,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大改革,由乡镇企业为“预料之外”的突破口,正是从这里发芽的。

    开弦弓村在1929年1月,就购进了先进的缫丝机,办起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它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农民自己办的丝厂,村里还成立了民间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费孝通的姐姐、毕业于东京高等蚕茧学校制丝科的费达生正是这一事业的重要倡导者。这些新事物的出现让费孝通好奇不已。他把开弦弓村当成是“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主要变化是工厂代替了家庭手工业系统,并从而产生社会问题。”而他最终得出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38年春,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出版《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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