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他将在以后的一个章节中担任主角——曾经在战时一再批评说，“不要盲目地借用凯恩斯理论，凯氏理论是死板和、机械的，用在产业落后的中国更加是时地不宜，应尽量鼓励民营而避免政府直接经营。”但这些声音，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显得非常的赢弱。据陈真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显示，到1942年时，不包括军工生产和国营与民营合资的企业，仅以国营、公营、省营等方式存在的国有资本，大致已占到国民党统治区内工业资本总额的69．58％。

    基于上述事实，便很自然地衍生出了另外两个现象：一是国家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勾结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最终形成了独立于一切社会阶层之上的特权阶级，它们成为妨碍工商进步的、最反动的势力。二是因民生物资短缺和金融政策的失控，通货膨胀空前恶化，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呈现为“最坏的状况”。

    正如我们在1934年的“孔张之役”中看到的，国营资本对国家经济的渗透及最终控制，始于金融，并终于金融。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完全可以从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化来进行评估，此律百年不爽，迄今有效。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进一步增强，1939年9月，蒋介石签署法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事处总办主任。”同时发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从此，国营的四大行再次强化垄断，“四联总处”成为国家金融的惟一权力机构，蒋介石拍着胸脯把自己任命为主任，而常务理事、副主任就是孔祥熙。

    此时的孔祥熙正处在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自国府迁至重庆之后，他相继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权势熏天，仅在蒋某一人之下，现在又一举统领四大行，做起任何事情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先说他理财治国的表现。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的国民经济就日渐滑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物资极端短缺，据张公权的记录，“连正常的工业生产也维持不了，由于五金、金属制品、化学原材料的供应短缺，绝大多数工厂减产，其余少数工厂竟关闭停工。1940到1944年期间，各种基本粮食的供给量仅及1939年的10％，衣着类物品的供给量在整个中国都低于战前的水平。工业生产的消费品，1944年的供给量低于1938年的10％。而与此同时，大量人口涌进大后方，更是加剧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

    一方面是需求远远大于供应，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治理的无能，孔祥熙的治国水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有任何的提高，他惟一的办法还是印钞票，反正四大银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国民政府的战时支出中，约75％是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的，一度因为用钞量实在太大，中央银行只好委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来帮忙印钞票。就这样，空前恶化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据杨格、张公权等人的研究，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分别为：1938年的49％、1939年的83％、1940年的124％、1941年的173％、1942年的235％、1944年的231％和1945年8月前（抗日战争结束前）的251％。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计算是，从1940年至1946年，中国大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剑桥中国史》认定，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抗战八年期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600倍。

    除了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之外，全国几乎所有国民都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以两个中产阶层——公务员和大学教师的境况为例，到1943年，政府公务员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