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的扩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开炉炼出了几百吨的低碳工具钢，却因质量不佳没有销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儿子孔令侃担任理事长的中央信托局全部购下。从此以后，中兴再没有炼出新钢，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重工业之霸”的梦想就此鸡飞蛋打。

    在孔祥熙等人的治理下，大后方的工业一直萎靡不振。不但没有建成新的、值得称道的大企业，连内迁工厂的效果都让人沮丧。易劳逸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评论说，“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万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不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他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做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

    孔氏贪腐跋扈，耽误国政，到1941年底终于因为一起“飞狗事件”而成举国皆曰可杀的国贼。

    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即进击上海和香港，18日，驻港英军1.5万人宣布投降。当天，国民政府派出最后一班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困等在机坪上的有众多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陈寅恪等等。然而，这架飞机却被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和她的十多个保姆、保镖、宠物狗和随带的马桶塞满了。陈济棠登机，孔二小姐把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让他落坐。陈上将大怒叱责，谁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顶着陈的额头喝令他下机。当这架飞机降落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鼓掌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职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与会要员前往机场迎接陈济棠、何香凝等人，谁知从机舱里钻出来的却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宠物狗、保镖及保姆，在场诸人口瞪目呆。四天后，《大公报》披露了这条新闻，举国哗然。西迁到重庆、昆明的大学生上街游行，西南联大学生在“讨孔宣言”中写道，“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

    在声讨怒吼中，声音最响的人是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体壮如牛、脾气暴烈，人称“傅大炮”，在2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是北大学生的总指挥，至今尚留存一张当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带队冲在游行队伍第一列。“飞狗事件”曝光后，他大呼“杀飞狗院长以谢天下。”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的罪证，把所有材料装在一个箱子里，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他给自己的老师胡适写信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至少可以说，他（指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英文为禁忌），无人敢指名，近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侮耳。”有一次，蒋介石为了替孔祥熙缓颊，专门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问：“孟真（傅斯年的字）先生，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闻言当即脸涨得彤红，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见傅斯年欲作拼命状，蒋一时默然。

    1943年，重庆召开献金大会，孔祥熙担当主持，在发表了言辞堂皇的演讲后，当场有商绅高呼，“请孔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