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的存粮只有八千万斤，仅够市民二十多天的口粮，防守力量非常脆弱，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粮食交易市场历来在春节休市，正月初五开盘后会一波行情，俗称“红盘看涨”。上海的粮商们都把眼睛盯在那个开盘日，在整个十二月，他们大量囤进粮食，把全部资金都压了上去，眼看，这将是一场最后的豪赌。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在上个月，陈云已经要求东北每天往京津地区车运粮食一千万斤，此次更是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他担心这些粮食还不足以应战，又向中央报告，准备向国外增购4亿斤大米。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据他的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到，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

    经此三役，上海的物价开始日渐企稳。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困扰了中国经济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被陈云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的物价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毛泽东对上海的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中财委副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有一次，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熟读古书，这次他借用的是三国诸葛亮的一个典故，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评价爱将向宠时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比较两陈驯沪与经国“打虎”，可以看到两个政权的不同：一是政局稳定，事有可为，二是全国一盘棋，以集中供应来打击投机，三是行政效率超高，绝对没有官倒贪腐。

    银元、纱布和粮食三战打下来，两陈打出了威风，也牢牢地握住了上海经济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如何恢复经济以及如何管理这座城市的工商业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当时面临的局面十分棘手：上海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家工厂中只有三分之一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八成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业，既缺原料又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实业家们更是人心惶惶，骑墙观望，谁也不敢扩大再生产。工商矛盾空前激烈，工人视业主为“反动派”，有人甚至认为，应该象土改一样，把工厂的资产直接分发给当家做主的工人们。

    7月24日，就在陈云抵沪的一周后，上海遭到三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袭击，海堤被冲毁，黄浦江江水倒灌，市区受淹，连市政府大厦都水深过膝，大量档案、税票和凭证被水浸毁。在市政大厅里，一个34岁的青年共产党干部带着一群人，用脸盆和木桶把水清倒出去，然后将浸湿的档案一份份地晾晒烘干。与所有身著黄土布军装的同事们不同，他穿着一条吊带裤，这在朴素而农民气质很重的共产党干部中非常的刺眼。他叫顾准，是新上任的上海市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

    这是一个瘦高个的、带一副深度黑框眼镜的上海本地人，他出生在南市区顾家湾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开过一家棉花行。他十二岁就进了中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立信当练习生，在这里一干就是十三年，成了一个娴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