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久，尚无法全部供给，价格意扶摇直上。至1951年1月，本厂资方趁此时机以每吨市价600美元，结售于航运处，计垫用钢板64吨，获得非法利润2.88亿元，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利益。”由这份揭发材料可见，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私营业主已经失去了自主购买原材料的权力，而利用价格变动来获取利润的市场交易行为更被认定为可耻的违法。

    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量私营工厂歇业、停工，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在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西南地区，据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个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总人口的1/3。不少农村地区还是出现了因不准私商做买卖、合作社无法包揽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砸合作社牌子等严重问题。

    1952年6月，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就处理公私关系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税收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

    陈云的担忧成为事实，“五毒帐”查补了很多，可是正常的税收却减少得更多。在运动进行得最火热的1952年第一季度，税收比上年同期少收了5万亿。陈云因此算帐说，“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1952年10月，中央宣布“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据计算，五反运动中查补的“五毒帐”达30多万亿元，为援朝战费的一半有余。

    私营经济的整体下降非常显著，据汪海波在《中国经济年鉴》中的统计，在工业产值方面，全国私营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从1951年的38.4％下降为1952年的30.6％，从商业方面来看，上海私营商店的零售总额和批发总额在1951年到1952年间，分别下降了24.3％和34.6％。另据对北京、武汉等18个大城市的统计，1952年的私营工商户开业总户数减少64.7％，而歇业总户数则增加19.2％。从利润上看，对上海市123家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1951年盈余户为119家，亏损户4家，总体净盈1.006万亿元，到1952年，亏损户增为76家，总体净亏228亿元。相对应的，国有经济得到了强化和扩大，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到1952年底，70％到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50％以上。

    五反运动在企业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民营资本来说，这是一个“失去的年代”的开始。一方面，它彻底摧毁了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产业基础和产权基础，为四年后的全面国有化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在此次运动之后，民间资本集团已全面分崩瓦解，其消亡已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另一方面，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公众道德层面将资本家塑造成一个不劳而获、“五毒俱全”的反进步阶层，甚至让资本家也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自卑和羞耻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塑造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为自己谋求财产以及从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