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不到局里办公，或手握印章“屡请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怀的机会终于降临。这一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16万两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委派盛宣怀查处这一事件，盛宣怀奏报朝廷，说徐润“假公济私，驯至亏欠局款，实属瞻玩”，所以应该革职处分，并令其照数抵赔。徐润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仅领薪水2.5万两，局中存有各项余款70万两，作为出资股东，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两成分红，可不可以用这笔分红抵销所欠局款。盛宣怀断然拒绝。徐润“净身出局”。他职权被夺，股权尽失，不得不变卖所有的地产，以至“家业荡然，生机尽矣。”徐润成第一个因体制冲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后面将悲者如云，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见尽头。

    徐润被拔除后，第二年春夏间，唐廷枢也被调离招商局。盛宣怀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督办之职。上任之后，他当即宣布朝廷“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唐徐时期，官派人员很少插手具体的经营事务，而自此之后，盛氏身兼督办、总办双职，终于弄得官商不分。他还暗用政府权势，逼迫其他的私人股东一一撤股，使股权结构全面变色，招商局成了一家官督“盛”办的企业。在今后的数十年间，这个“中国首家现代企业”还将几次经历产权争夺的大戏，可谓产权演变的“缩影”。

    盛宣怀的这些行径，既跟唐、徐的民营治理观念全然不同，也跟当初李鸿章“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的思路有大大的出入，为了权力的掌控，他背叛了13年前的那种理念。盛氏风格日后被一路传承，祸害百年。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股与商股完全没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一个叫吴佐清的商人就曾经颇有牢骚地描述过这种所有制上的产权歧视：“若云官办，则实招商股，若云商办，则有总办、帮办、提调名目。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红，亦无非仰人鼻息，而局费之当裁与否，司事之当用与否，皆不得过问。虽年终议事，亦仿泰西之例，而商股与总办分隔云泥。”

    1884年——也就是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同一年，在日本则发生了一件互可参照的公司新闻。明治政府将当时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几乎与招商局同期创办的长崎造船所，仅以1日元的象征价格“出售”给私营企业家岩崎弥太郎，这家企业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三菱株式会社。

    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1870年12月12日，明治政府设立工部省，负责“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制造。”其后十余年，日本相继建立了横须贺、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等诸多国营企业，其景象可以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相互汇映。

    可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就在盛宣怀将招商局重回官僚管制的同时，在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著名政治家、曾出任明治政府首相的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政府相继把众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