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怀自然深知其中关键，他积极自请出任卢汉铁路公司督办，接着又千方百计成为粤汉铁路督办，1896年9月，也就是接管汉阳厂的四个月后，光绪皇帝准奏筹建中国铁路总公司，盛宣怀为督办，授少常寺少卿，并享有专折奏事之特权。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奏章就是，请求“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也就是汉阳铁厂）定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也就是说，把“轨由厂出”定成了国家政策。有一回，他听说广西开建镇南关至百色的铁路，将用法国造的铁轨，他急电张之洞请予阻止，硬是把这单生意揽了下来。

    其后十年，盛宣怀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注在修路一事。当时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距京城10余公里的卢沟桥（40年后，此地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湖北汉口的卢汉铁路，盛宣怀在谈修路困难时称，“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一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风气初开，处处挚肘。”从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铁路2100多公里，是之前三十余年的6倍，甚至超过民国成立至民国二十年（1911年－1931年）所修铁路的总数。

    靠“轨由厂出”的垄断政策，盛宣怀打通了钢铁厂与铁路公司的产业链，但是，他还碰到了另外一个大难题，那就是修铁路的钱从哪里来。

    在这一点上，赋闲在家的恩公李鸿章给他的建议是，“洋债不及洋股容易”。当时，几乎所有的洋行和外资银行都对铁路事宜垂涎三尺，如要招募股份，可以说马上会被踏破门槛。然而，盛则表示万万不可。在他看来，当时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敌意的世界，在国力赢弱之时，铁路权很可能被洋股控制，到时候，“俄请筑路东三省，英请筑路滇、川、西藏，法请筑路两粤，毗连疆域，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他对李鸿章表示，宁可借钱也不能出让股份，唯有这样，主权才不会外泄。尽管困难陡增，不过，“唯有坚忍，力持得步进步，渐图成效。”

    作为“国企大当家”，盛宣怀对外国资本的警惕十分强烈——谁料，十多年后，他竟因修路事宜被国人“误读”为“卖国求利”，最终导致帝国的覆灭，其情曲折，令人百年感慨。1897年，也是洋务派名士的容闳提出用法国资金修筑天津至江苏镇江的津镇线，盛得知后，“恐以后各路事权均属外人，无一路可以自主”，因此急电朝廷，百般阻扰。容闳是曾国藩时代就已成名的人物，为盛宣怀数十年好友，此议且得到李鸿章认同，盛仍不惜翻脸，直言反对。

    洋股不得入，郑观应给他的建议是，创办新式银行。他在信函中说，“银行为百业总枢，籍以维持铁厂、铁路大局，万不可迟。”盛宣怀马上依计而行，他给内阁大学士、接替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写信说：“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就在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的一个月后，他又乘光绪皇帝召见的机会，提出开办银行。

    此议很快准奏。1896年11月，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获准成立，盛宣怀受命出任督办。他招募上海、南洋等地的十多个民间商人入股得300万两，朝廷入100万两，银行章程均以英国汇丰银行为蓝本。通商银行成立之际，一度代行了中央银行之职责——清政府正式的央行（户部银行，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要到1905年才成立，负责铸币及发行货币，其利润当然丰厚，盛宣怀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得意地说，“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5月，在上海外滩6号开业，实收资本金250万两，100万两来自盛宣怀主管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78万两来自李鸿章等官员投资，其余为商股。民国后，日渐衰落，1934年，该行在上海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