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这种“一体两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务运动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统儒家思维中，商人天性重利，社会地位排在官士农工之下，与乞丐、妓女为同流。晚清国衰，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开始改变对商人的观感，官督商办既是无奈之举，也有深刻的进步性。可是，在具体的操作中，政府始终无法遏制自己对权利的欲望，情形危机时，商人被大大地推在前面，而等到环境稍有更新，当即无情出手，不但揽事争利，而且罗罪逐人，从来不假颜色。

    作为“官督民办”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怀的基本理念就是：“民资可用，也可欺凌。洋资可用，绝不可信。”

    他的所有实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有民间资本参与，他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在拯救汉阳铁厂一案中，盛宣怀的实业理念显然比只知道“政治正确”却从来“不问费多寡”的张香帅已是务实很多。不过从实践来看，“非商办不能谋其利”或是商业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却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商股在经营中都没有说话权，仅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宣怀的经营团队中，多有买办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其中不乏象郑观应这样的经营奇才，不过，这些资金及人才在盛看来，都无非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对所有项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着控制权。

    盛宣怀到底是官员还是商人，在当时就有争议。1897年6月，就当他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的一个下属、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经元善早年是一个钱庄商人，与郑观应曾结拜金兰，也是一个改良思想很激进的人，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经正女学”。他在给郑的一封信中就直言盛宣怀“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他还引用一位苏州商人的话说，盛的作派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数十年间，盛宣怀多次被言官弹劾，其指责大多是“害则归公，利则归己”，其指摘半是诬陷，半是事实所在。盛宣怀所经营企业，往往公私不分，没有回避制度，更没有透明、公开的监管体制。他掌印招商局后，把买办出身的徐润、唐廷枢先后驱赶出局，同时则乘危将他们的股份据为己有，经多年暗箱操作，终于持股2.2万股，值银440万两，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接管之初，他在清算产业时发现，购并旗昌洋行时有47间房产约合50万两，没有列入帐册，便密函李鸿章，建议派心腹数人另立一个公司收买下来，估计每年可得8％的收益，并询问李是否愿意附股。在创办通商银行的时候，为了争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学士王文韶行贿，为他在银行中“代留500股”。

    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清的经营活动中，他继胡雪岩之后，成为了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后，盛家请出“世家恩公”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出面主持清理财产，认定财产总额为白银1349万两。盛宣怀一生自诩为国经略，尝说“言者皆指为利权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过想要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在如此慷慨陈词之下，身处一个民穷财尽的年代，居然能聚敛如此财富，实在是一个大讽刺的事实。

    盛宣怀这类“天才型官商”的出现，既是偶然，也为必然，总而言之却是中国商业进步的一个悲剧。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却始终无法摆脱官商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强势试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帝国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则因其强势的官商风格，让洋务运动越来越浓烈地笼罩上了国营垄断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