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初，北方最著名的实业家就是周学熙，周学熙是继盛宣怀之后，声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亲周馥早年追随李鸿章，官至两广总督，也是一个著名的洋务派大臣。他跟袁世凯关系紧密，一度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操盘手。周氏实业庞大，是民国初期规模最大的实业集团之一，与江南的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周学熙三十岁时就当上了开平矿务局的总办，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商略，另一方面则因周家与张翼是儿女亲家关系。张翼卖局后，周愤然辞职，随后投奔当时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东巡抚袁世凯，两人气味相投，袁的一个儿子与周的妹妹结婚，于是亲上加亲，结成官商同盟。

    周学熙对开平被骗耿耿于怀，发誓要将之收回，他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煤为制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无基础。”在张翼伦敦败诉后，他当即向袁世凯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就是在开平矿附近，再开办一个比开平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然后通过竞争压垮开平，使其就范，最终达到收回的目的。

    这个很有创见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实施，1907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出任总理，以50万两官银启动，另募200万两商股，注明不允许外国公司入股，“招股权限为华商，概不搭入洋股。”为了表达支持，已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宣布“滦州煤矿三百三十平方里严禁他人采矿，”同时明定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

    周学熙在滦州开矿时，手脚并用，土洋齐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采煤机械，也土法上马挖了很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顿成被围之势，十分恐怖。从1908年正式投产到1912年，滦州煤矿产煤130多万吨，在京津市场的销量不断上升。为了形成市场压迫，周学熙一开始就使上了价格战，同样品质的煤硬是比开平的价低。在1906年到1910年期间，开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错，年均获利有200多万两，股息率年均达12.5％，但是，滦州煤的骚扰战略，还是让英国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后，开平煤也就地降价销售，甚至一度把价格压到比滦州煤还低。周学熙也有点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开平公司的暗中阻扰，最后不得不发行了150万两的债券。

    开平与滦州的缠战，打到双方皮开肉绽，两败俱伤。周学熙与英方就两矿合并事宜多次谈判交涉，双方在公司性质、利润分配和管理权三个敏感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学熙的态度，争执下去已没有好处，便同意将开平交还中方，代价是要“赎款”270万英镑。周学熙讨价还价，减至178万英镑。英方已决定同意。可是，局势在1911年10月又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突变。

    那个月，在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国军舰拉响警笛，仿佛又重现11年前庚子国变的凶险景象。滦州公司的股东们生怕再次出现当年被洋人枪杆子夺走煤矿的悲剧，匆匆同意再议合并。于是，主客顿时易位，11月，开平、滦州达成“合办条件协议十款”，同意合并成中英开滦矿务有限公司，股权对等平分，利润则由开平得六成，滦州得四成，管理权由英方把持。

    开滦合并的得失，在商业史上很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场合并对于开滦双方都是好事，两大煤矿从此不再打价格战，达到了整合的规模效应，在商业谈判上也算是平等，与当年的张翼卖局已不可同日而语。也有学者认为，开滦合并实质上是“以开并滦”，滦州煤矿以十倍面积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权尽入英人之手，其结果与周学熙的开办初衷简直南辕北辙。开滦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残酷的方式证明了那个道理——国不强，则商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