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年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新起点，即从“国家兴业时代”进入到了“国人兴业时代。”

    1907年，创办8年的大生纱厂举行第一次股东会。当时，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往来达到了40万两，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会议的记录迄今仍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档案馆的大生档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说是“无限制、无法律之地位”，张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郑孝胥提议“改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赞成。至于另外投资的企业，则建议成立一家“通海实业公司”来管理，不与大生发生直接关系，在原有40万两以外加拨20万两，共60万两，算是大生拨给通海的股本，分12万股，每股5两，股票分发给大生股东。

    在股东会上，还发生了一场官股与民股的争论。

    会上有股东提议确立股权，一到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股以上到五百股的每二十股加一权；五百一股以上到无限股，每四十股加一权。股东王绍延当场提出，“商股没有五百股以上的股东，所定五百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权，明明是为官股而发。”另有股东则认为，“这样设计，大股太吃亏，特别是官股”。股东张澹如说，“官股股数多，不是商股所能敌，股数多的，权数递减，为保护小股，不能不这样。”股东陆叔同则质疑，“为什么官股一定不能保护小股？”此外，还有一个叫刘厚生股东给出了其他公司的做法，譬如，浙江铁路公司权数用递加法，江苏铁路公司权数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权，两公司都没有官股，但对大股都有限制，“可见这是公例，不是专为官股而定。”

    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规范官股在大生中的决策权力，尽管在张謇任内，官股一直只分红而不参与决策，但是民间股东显然对此还不放心，他们试图用制度的方式来加以明确。

    好在官股代表郑孝胥是个开明之士，他说，《公司律》不分官、商，凡是入股的都称股东，股有大、小之别，无官、商之别，会场上不可提“官股”、“商股”字眼。在他的支持下，股东会最终通过决议，“将五百一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权删去。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一股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这样的制度设计，明显有利于股份较小的民间股东。

    跟经济变革上的大刀阔斧相比，清政府在社会变革上的力度稍稍下降，而在政治变革上则是迟疑摇摆。

    早在1902年，皇帝便下令禁止妇女缠足。1904，谕令创办新学和颁布教学大纲，同时准许妇女就读新式学堂。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从法律上承认了近三十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它们包括女权主义、现代化教育。到1905年，最惊天动地的变革法令就是“废科举”。

    9月，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理由是：“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当月，慈禧就下旨准奏，宣布从下一年起废除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是一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它让中国人从落后、刻板的孔孟儒学中彻底解放出来，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上向现代文明靠拢，其深远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不过，从国家治理上来看，它却成了现有政权被颠覆的前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是一般贫苦子弟向上层社会跃进的惟一途径，费正清评论说：“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的。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询私舞弊。”它的废除，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帝国的最后一丝眷恋，精英阶层从科举的既定轨道中散溢出去，很快衍变了一股反对的、无从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