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开埠以来，一向善于经略的宁波商人就是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帮，孙中山曾评述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虞洽卿的崛起颇得其势。他仅读过三年私塾，但是干活勤快，头脑灵活，在颜料行里，虞洽卿经常与外国洋行接触，便苦学英语，不多久就讲得十分流利，这为他日后的洋场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很快，他未及满师就升为跑街，负责店里的业务联络，店主为了留住这个年轻人，不断用加薪、赠干股等办法笼络他。在颜料行做了十年后，虞洽卿进德商鲁麟洋行任跑街，不久升买办。四年后，他捐了400多两银子，从朝廷领得了一个候补道台的顶戴头衔，同年靠自己的积蓄买进闸北升顺里、顺徵里的几十幢房产，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地产公司，此外他还筹建了一家名叫通惠银号的小银行。又过了六年，他跳到华俄道胜银行出任买办，继而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荷银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国际财团之一，虞洽卿一直到抗战时逃离上海才卸任此职。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虞洽卿一边为洋行当买办，一边操持自己的生意，左右逢源，互不耽误，竟成就一番事业。

    与同时代的上海商人比肩而立，虞洽卿的产业并不是做得最大的，不过，他却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在后来的数十年间，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是最为八面玲珑和有斡旋能力的中国商人，有“老娘舅”之称（上海俚语，对那些有威望、善于调停纠纷的年长者的昵称。）他以“一品百姓”自居，精明、急利却也有着兼济众生的古典情结。在乱世之中，他始终艰难地坚持商者的独立人格，然而却又在后来的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做出了一个改变中国企业家阶层集体命运的举动。

    虞洽卿第一次展露“调人”才能，是在1898年。在当时的上海法国租界，法国商人以建立医院和屠宰场为由，强行平毁了一处宁波商人的墓地坟冢。华人向以祖坟为最不可侵犯之神地，法人的蛮横当即引起喧天公愤，甬商原本就在上海势力庞大，一怒之下宣布大罢市。谁想法租界当局竟也十分强硬，不肯让步，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便在这当头，虞洽卿跑去找同乡的“短档朋友”，鼓动这些卖苦力的穷人也一起来罢工，他特别说动了租界里的女佣们，鼓动她们不去给洋雇主们洗衣烧饭，他则在背后出钱襄补。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法租界立即乱成一团，虞洽卿又只身前往当局交涉。法国人只好让步，墓地产权终被归还。经此一役，虞洽卿在上海滩上开始晓有名气。

    大闹会审公堂案发生后，又是虞洽卿摆平了这场棘手的风波。

    虞洽卿的伎俩还是在洋人和民众间做“危险的游戏”。一方面，他以买办的身份跟英人斡旋沟通，另一方面则又找来那些“短档朋友”，请他们在自己的公寓里聚会暗谋，他鼓动说，“华官尚复侮辱，若不力争，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在他的策划下，各个阶层的租界华人宣布实行无限期的总罢工。当事态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他转而找到德、俄、法、日、荷等国的驻沪领事馆——他曾经为三个国家的银行当过买办，恳请他们出面协调平息此事。靠着这番纵横椑阖，英租界当局终于退让，它被迫撤去滋事的主审官，撤惩撕打华官的巡捕房捕头，向中国官厅公开道歉，并释放黎黄氏和所有关押华人。

    过去数十年间，华夷相争几乎都以中方的隐忍和妥协收场，屈辱避让已成惯性，此案得以这种完胜结局收场，当然让朝廷和所有华人大呼痛快。公案了结当日，苏淞太道台袁树勋、公堂公审官关炯之特意携手虞洽卿，三人一道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缓缓步行，沿途大声招呼各家商号大胆开市。虞洽卿顾盼生风，一时妇孺皆识。

    “会审案”后，虞洽卿顺势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