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在这样的乱景中，武汉的商人们起到了维持稳定的作用，没有史料证明他们曾经直接参与了起义，不过，他们很快积极协助起义军人，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商团，驱赶趁火打劫的暴徒。被起义士兵推选为军政府督军的是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他跟武汉当地的商贾和外国人有很良好的互动，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能说一口结巴的英语。在黎元洪组建的新政权中，武汉商会会长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而商会承诺借款20万两白银给起义者。

    在东南沿海，国内最重要的两大商业城市上海和广州的独立起到了显赫的示范效应，把清政府推进了绝望的深渊，对立宪失去信心的商人群体是幕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1910年入秋以来，李平书、虞洽卿等商人就一直在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消息传来，李、虞与陈天天在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报馆秘密开会商讨，10月24日，陈其美、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人召开会议，议决以“联络商团、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的工作重点，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11月3日，陈其美率同盟会会员火烧上海道，攻占城门，上海随即宣布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在他的军政府中，企业家的比例惊人地高，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和江南铁路局董事李平书担任了民政总长，信成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沈缦云是财政部长，信成银行董事、大达内河轮船公司总董王一亭是交通部长，老买办朱葆三、郁屏瀚和大粮商顾馨一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其中，虞洽卿是极其活跃的一个。上海光复后，一直参与其事的他自告奋勇，孤身冒险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程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苏州在太平天国期间，数次爆发惨烈的攻伐激战，千年锦绣古城累毁战火，工商根基几乎动摇。此次幸赖虞氏斡旋，竟得保全。因襄助有功，他被任命为上海都督府的顾问官和闸北民政长，还当过江南制造局代理局长。

    广州发生的景象也十分类似，两广总督张鸣歧宣称在内战中保持中立，他还想仿效十年前的“东南互保”，在旁观中选择立场。他下令集中兵力加强广州防务，严禁报纸登载有关革命的新闻。10月29日，由粤商自治会会长陈惠普发起，广州七十二行商总商会等商人组织参与，共百余人在爱育善堂集会，认为“现专制政府万不可恃”，决定“应即承认共和政府”，他们随即派人向总督府和革命党人两方面表达商人承认共和制度的意思。11月8日，革命军向广州步步推进，张鸣歧弃城出逃，次日，商绅各界代表在咨议局集会，正式宣告“欢迎民党组织共和政府及临时机关”，“宣布共和独立，电告各省及全国”。

    1912年1月1日，从美国归来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6岁的小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清王朝历时228年覆亡。第二天，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正如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不无悲观地写道的，“一种力量只能为另外一种力量所推翻，而非被一种原则所推翻。”共和政体在中国的诞生，很象一个匆忙制造的“仿制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曾评论说，“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正因如此，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某种原则性，譬如对独裁的反抗、对民主的向往以及对国家建设的承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幻觉。

    帝国覆灭，民国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获取政权的政治家们到底有怎样的治国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