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则是一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四不像”，他们挂名企业，坐地分肥，冗员无穷，据1908年的统计，招商局总局有各等管理人员207个，每年薪水开支7.4万两白银。

    局内贪污成风，一个叫杨士琦的督办上任不久，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主持私分了10万两的漕运费用，他还给朝廷写了一份自我表扬的报告，称“官督商办，已著成效”。于是在这种督办的领导下，全局上行下效，互相串通，以贪污为能事，在船运业务中，夹带私货，少报客位，多报开支、偷漏客货、私收仓储费用等等，成了公开的现象。这种企业怎么可能有竞争的能力，到1895年前后，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中的优势已经消失殆尽，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再度横行中国江海，“航路搀夺，主客之势互易。”更为可笑的是，连漕运业务也出现了亏损，漕运原本是李鸿章为了扶持招商局专门给予的政策性扶持，到了后期，漕运业务也被洋行争走不少，在1897年，太古就曾经与北洋军私下签订了每年装运军米的合同，1902年，太古夺走了运河漕运量的60％。从1898年到1911年，招商局的漕运竟结亏98万余两。

    在经营极度混乱的同时，雪上加霜的是，政府还把这家国营企业当成了“提款机”。因中央财政空虚，清政府以各种名目向招商局摊派，1899年，朝廷规定招商局每年在分配红利之前，需先上缴两成盈余，“以尽报效之悃”，此后，企业所得利润的68％作为官利上缴，13％作为“报效”上缴，其余的19％才按股权进行分配。此外，捐款项目更是层出不穷，凡是一个新事业出现，招商局都是重要的出捐对象，盛宣怀便以创办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及达成馆为名义，要求招商局每年捐款8万两。

    到晚清后期，招商局更是成了北洋军队的“免费运输队”，继盛宣怀之后，袁世凯曾经控制招商局长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从接送官兵到运输军需，都是招商局免费承担，甚至连外国官员到华访问，也要招商局出船免费护送。1897年，总理衙门谕令招商局派轮船专送俄国使节由沪返津，为时13天，费银8232两，这笔钱“禀报作为报效。”据民国初年编纂的《轮船招商局节略》记载，“北洋提去用款每年数十万，商情敢怒而不敢言。”郑观应在1909年算了一笔帐，招商局历年的各类摊派费用高达130万两，相当于公司总股本的三分之一。

    从1895年到1905年的十年中，外国公司在中国江海航线上的船只总吨位增加了2.32倍，作为国内最大轮船公司的招商局则毫无作为，其吨位比例下降到17％左右。从1903年到1906年，是全国经济较快成长的时期，招商局竟然仍然面不改色地连年亏损，“四年之内，产业既有减无增，公积亦有少无多。仰且亏空百万，局势日颓，人人得而知之。”就这样，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招商局不仅尽失市场优势，而且毫无积累，反而净亏45.7万两，成了一家名副其实的亏损大户。

    任何一家国有企业，只有烂到骨头里的时候，管制的手才会不请愿地稍稍松开，这几乎是一条“公理”。到晚清末年，招商局已是百病缠身，官督商办体制完全成为约束企业发展的桎梧，民间的力量开始浮现。1910年6月，在国事飘摇之际，招商局召开第一次股东年会，与会股东500余人，会议通过提案，决定“注重商办，所有用人之权即由商主之。”1911年8月，在股东们的争取下，邮传部终于颁布《商办轮船招商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承认招商局“完全商股”，“悉按商律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两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四个月，皇帝逊位，也就是说，在清政府即将覆灭前的半年，招商局才终于获得了资本上的自由。

    然而，商办招商局的招牌油漆未干，很快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