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个。仅在1912年，就成立了中华民国实业协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民国农业促进会、同仁民生实业会、西北实业协会、全国铁路协会、中华全国矿务联合会、中华民国盐业协会、经济协会等等。）

    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到五年就会大规模地爆发一次，这构成了百年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它似乎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对民众而言，抵制运动能够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政府而言，当然乐观其成，他们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成为对外谈判的筹码，日后我们即将看到，在重要的抵制运动中，政府是幕后最主要的策动者，它不但形成了制度化，甚至还成为了政策化。立足刚定的民族企业家更是抵制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合法而富有道德感地驱逐或打击竞争对手。就跟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一样，抵制运动对中国商业环境和市场成熟的正面、负面意义，一直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课题，它甚至从来没有被认真地讨论过。

    自1910年之后，中国的洋货抵制运动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假想敌”，它就是日本公司和它们的商品。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势力自顾不暇，在中国市场上形成激烈竞争的国际对手，就是日本企业。很显然，这是一个恩怨交集的对手。

    从数据看上，日本商业势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已经猛然上升到29.9％，仅纱锭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33.2万枚，上升三倍。自1917年开始，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日本丝绸的国际贸易额相继都超过了同类的中国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于是，从这样的时刻，日本成了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敌人。

    具有标志意义的日货抵制事件发生在1915年，这是一次仇恨爆发的总演习。

    一战开打后，日本乘机争夺中国利益，1914年8月，它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第二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晋见袁世凯，递交了有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霸道无理之极，它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还要求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日本人有居住往来、经营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延长至99年。其他要求还包括，把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体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不得自行处理；要求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日本之外的他国；中国政府还要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当皇帝的支持，居然同意与日秘密谈判。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于两日内答复。5月9日晚上十一时，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

    《二十一条》在1月份就被曝光，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日货抵制运动。

    3月16日，上海商会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18日，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在张园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大会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到22日，上海抵制日货声浪日益高涨，福州路、南京路等处日人所设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