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在这段话中，读得出部分知识分子因绝望而产生的对“血的革命”的渴望。在当时中国，正出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数日渐庞大的劳工阶层与同样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出现了利益和价值观上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渐渐变得尖锐了起来。

    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工人阶层，随着近现代工业的成长，劳工人数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约60多万，到1919年达200多万，1924年前后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人。跟所有进入工业社会早期的国家一样，中国工人的生存现状是悲惨的，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描述道，“微薄的工资、超长的工时，罕见、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医疗救助或保险总是缓不济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厂或矿区所提供、住房条件恶劣到令人作呕的宿舍。工人均被以号码而非名字来称呼。工厂内，管理人员欺凌工人的恶状司空见惯。工资总是会无故被扣减，要求回扣的现象时有所闻。女工的人数多过男工，有些纺织工厂，女工比例高达65％，然而她们的工资甚至远低于同工厂男工。雇佣童工的现象非常常见，特别是纺织厂。年仅十二岁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腾的大水桶里捡拾蚕丝，这类工作经常让她们感染可怕的皮肤病和受到伤害。”

    在当年的报章、文学作品中时时可见类似的描述。客观的话，他们不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悲惨的人——跟农民相比，他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不必惊恐于匪徒和战乱，但是不人道的遭遇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反抗性的罢工事件屡见不鲜，可查的数据显示，从1914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全国工人罢工108次，尤其是1916年后，罢工次数逐年增加。仅1919年1月至5月，罢工即达19次。特别是在过去十年的洋货抵制运动中，居住于城市而最容易被集中发动的工人群体是最主要的一股抗议力量。

    然而，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在1920年之前，工人阶层从来没有被看成是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力量。一味沉醉于欧美或日本宪政经验或文化的公共知识分子对其非常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绝缘，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好人政府”在工人们听来虚无缥缈，不知所云，不但跟他们的生计毫无关系，而且显得非常的虚伪。企业家阶层对工人也非常的不重视，其最多也是利用或提高劳动效率的考虑，如虞洽卿与他的“短档朋友”们，或荣德生之创办“工人自治区”。自晚清允许商人结会以来，全国已经出现了数千个大大小小的商会，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上海、广州及武汉等城市的商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团体，他们高高在上，根本不会弯下腰来跟衣衫褴褛的劳工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即便是孙中山的国民党人，也主要活动于士绅、官吏、知识分子、军人乃至华侨之中。

    真正把工人当成一股独立力量来倚重的是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8月，就在组党成立的一个月后，中共在上海就迅速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经参与领导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张国焘出任主任，书记部设立五个分部，其中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在法国参加过工人运动的李立三成为张的得力助手。这个专门机关成立后，马上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其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每期发行最多时为5000份。同时还在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刊物和工人学校唤醒工人的自主意识，张国焘在一篇题为《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威胁了吗？》的文章中如此写道：“我们只知道我们每年所缴纳的租税，一半是外国政府和银行家强夺走了。因而我们的子弟受不到教育，我们当兵的兄弟拿不到军饷，我们百余万劳苦兄弟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供，洋货深入穷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