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了。

    面对工人阶层的这种崛起，企业家阶层的反应是不知所措。

    1924年，上海的商人们还在热衷于内部的权力斗争。这年初，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改选，之前没有列入预选的虞洽卿竟“意外”当选。

    初选之际，对垒双方是现任会长、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和通商银行行长、招商局总办傅宗耀。宋氏为人仗义，根基颇深，得很多老派人士拥戴，傅氏是新晋翘楚，他是前朝商业巨子盛宣怀的螟蛉义子，还跟当时控制上海政局的皖系军阀何丰林打得火热。双方旗鼓相当，各不相让，报章驳讦，相互揭短，律师出场，法庭相见，闹得满城风雨。

    在沸扬局势中，虞洽卿再展火中取栗的绝技。他先是找到76岁的同乡前辈、也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竭力挑拨他与宋汉章的关系。朱在报纸上发表函电，洋洋数千言，把宋汉章骂得狗血淋头。后者声望一落千丈。紧接者，虞洽卿又以“调人”身份，在宁波同乡会礼堂召集总商会的甬籍会员“茶话”，充分放大傅宗耀与军阀的密切关系，引起许多不愿与军界人物过从甚密的同行的不满。甬籍会员占到总商会会员的四成，其临阵倒戈让傅宗耀元气大伤。

    宋倒傅臭，躲在幕后的虞洽卿竟水落石出，受众人“拥戴”，他候补参选。8月21日选举当日，到会会董35人，虞洽卿独得19票。矫情之极的是，虞洽卿故意在此前远游天津，得知当选后，还特意发回“辞职电”，称“互选之前，曾一再声明，凡为调人，概不应选，鄙人亦调人之一，更应践守前言。”在会董们的再三苦劝恳请下，虞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其做作气派，与袁世凯“劝进”称帝一幕十分类似。

    上海总商会在当时中国商业界实力最强、会员最多、影响最大，举国上百家商会唯其马首是瞻。虞洽卿登顶，俨然已是全国性的商业领袖。

    就在他当选会长的10多天后，9月3日，江浙爆发军阀大战，占据上海的卢永祥、何丰林部被孙传芳赶走，上海的行政体系全数瘫痪，几万残兵败将流窜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打家劫舍，商民惊惶，局势一时无比动荡。甫为商首的虞洽卿临危行令，他以总商会会长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体商民向直系、皖系军阀分别发出函电，敦请他们停止进攻，切勿闯入租界作乱。同时，他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用以接济那些乱军的军需给养，市民生怕战火烧身，积极响应，数日募得一百多万元，那些愿意离队回乡的游兵都领到了遣散的盘缠，兵祸为之稍解。

    由于战火蔓延，各地通往上海的水陆运输频频受阻，市区粮食即告紧缺，可怕的饥荒眼见将至。那几天，虞洽卿因此急得眼睛红肿，口舌生疮，他得知有一大批经上海转口外销的大米正滞留上海，他当即领人将这批大米全数扣压，并迅速分发到各个米店。他又召集米界的老板们开会，称“哪位敢在这时哄抬米价，可不要说我虞某不够朋友，勿谓言之不预，切记，切记。”各米店均森然遵令。

    兵祸、米荒化解后，虞洽卿提出建立上海非军事区的新倡议，宣称“上海乃全国商业中心，为保护上海商民利益，军方不宜侵扰。”基此，他明确而大胆地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这三主张都可谓胆大包天，所谓“废使”，是指当时有两个军事机构常设上海，一为护军使，一为镇守使，其势同水火，为兵祸之源，虞洽卿提出“废使”，便如同要一并砸掉两个军阀的“金饭碗”，“撤兵”和“移厂”则是要求所有军队和兵工厂都撤出上海，使之成为一个非军事的中立地区。虞议一出，响应之声四起，他还一本正经地给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发电，敦请“均座俯顺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