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停业、广州各行商人抵制军人强行使用军用手票与军人冲突、东莞万顷沙渔民因渔税承商征税苛例与军警冲突、广州制鞋商人因当局开征“胶鞋捐”罢市、广东银业公会因当局开征“银市买卖捐”所属各银号罢市、东莞当押行商人因驻军强行征收商业牌照费罢市、广州总商会因当局提高地方税、厘金各20%和50%请愿、广州各药行商人因当局开征“药品特种捐”罢市、小北江一带商会因该地区军人私设关卡请愿、佛山商人因军队开征20%军费及40%印花税附加捐罢市、广东内河船商公会因当局开征“加二军费”总罢航、南雄纸业商人因滇军在粤北开征2.5%土产附加捐罢市、广州和顺德丝商因厘税承商勾结军人欺压商人罢市、广州烟酒商人因当局开征20%附加税罢市、佛山酒楼茶居商人因当局开征“筵席捐”罢市、广州糖面业商人当局开征2.5%“销场捐”罢市、粤北石矿商人因当局向每担矿石征收3.5元附加军费罢业。上述此类事件多得无法一一而足，当地报纸纪载：“广州的罢市风潮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广东商人寻求自保。早在晚清，广州就有商人自卫武装组织“粤商维持公安会”，简称商团，性质类似上海的“华商体操会”。从1923年起，商团规模迅速扩大，仅佛山商团就由一年前的300多人扩充至1600多人，广州商团人数则达到1.3万人。广东各地方商会竞相仿效，到1924年6月，全省商团实行联合，组织了广东省商团，总人数将近5万人，英籍华人、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被公推为商团总长。6月21日，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记者对他的采访，陈说，“使我们深感恼火的是，商业面临衰落，原料无法运到市场，我们的投资无故受损。广东商团的目的是成为倚重实现地方自保、不带任何政治偏见的军事力量。”

    商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准军事力量，它公开抵制当局的公债发行及各种捐税。孙中山曾委派廖仲恺与陈廉伯彻夜长谈，希望他加入国民党，陈以“不宜卷入党争、政争”为由予以婉拒。1924年8月15日，广东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宣布发行公债1000万元，并“有发行货币的特权”。两天后，广东银业公会召集同业大会，对多年来政府不仅不下力气恢复停顿中的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和广东省银行，令持有这两个银行的纸币者大受损失，反而又开新银行、发行新纸币感到十分不满，对“中央银行”的1000万元公债不予支持，一致拒绝“此项无兑现纸币发出”。为了表示抗议，公会决定从第二天起全城银业罢市。

    由此，矛盾激化。就在8月中旬，广东商团通过英国领事馆和汇丰银行等渠道，向国外订购的一批价值约100万元的枪械弹药运到广州。大元帅府军政部以私运武器为理由予以扣押。在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商团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并拒绝上缴一切税收。一时间，全粤境内商业悉数停摆。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认定武器订购及罢市事件是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并进行严厉谴责。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孙中山决心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商团问题。当时在国民党内意见分歧，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等均反对武力解决的主张，廖因此向孙中山面辞广东省长职，坚持要镇压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及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

    10月10日，广东政府发动上千人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强烈要求打击“反革命商团”。当游行队伍经过太平南路时，游行者与正在起运枪支的商团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开枪共打死6人，伤数十人。10月12日，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解决商团问题。13日，广州宣布戒严。14日，革命委员会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