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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史人物 菊生印书
活》、经营全亚洲最大游乐场“大世界”的黄楚九等等。正是在这些人的推动下,上海代替北京成为新的文化中心,而它的文化特征又是“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模式的双重背叛和继承”。到抗战爆发前,上海有30多家广播电台,36家电影院,200多种杂志——几乎相当于全国杂志总数的95%,还聚集了全国出版社中的86%。张元济还建成了远东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46.3万册,其中8万册是外版图书。

    张元济出身传统的文人世家,在经营上却完全地借鉴西方企业的管理模式,商务印书馆有十分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张在厂里一贯不苟言笑,对任何人都十分严肃。在日常管理中,他对两件事情抓得最紧,一是技术,二是人才。当时的全球印刷业正处在技术革命的周期里,为了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张元济对印刷技术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重视,每次股东开会,讨论时间化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更新设备,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个管理高层都要出国考察学习。对于人才,他更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有一次,一个20出头的练习生给他写信,指出新出版的《辞源》里的一些错误,他认为是人才,就破格提拔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编,这个叫沈雁冰的年轻人后来以“茅盾”的笔名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退休的时候,他选中的接班人王云五没有任何的学历,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奇才。作为国内最大的出版机构总经理,张元济数十年提携年轻人无数,日后很多文人在回忆他时都用一个定冠词曰:“恩公张元济”。

    张元济数次谢绝出仕为官,一生专注于出版一事,这跟游走在教育和政界之间的老友蔡元培颇为不同。他曾在一封致蔡的信中说:“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当年的青年章京和翰林院编修,一南一北,分别造就中国最大书局和最重要的高等学府,真正是美事一桩。

    张元济一生所嗜唯有图书,他在极司菲尔路的居家门口挂了一个小木牌子,上写四字:“收买旧书。”1932年1月28日,中日军队在上海闸北交战,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被投掷六枚燃烧弹,工厂全部化为灰烬,日军还放火烧毁了东方图书馆,据当时报纸记录,是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据统计,商务印书馆资产损失1630万元,占总资产的80%。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万册;全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万册,悉数烧毁,这成为张元济一生最大痛事。已65岁高龄的他痛不欲生,但很快振作起来,提出“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半年后,印刷工厂就恢复了正常生产。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迁至四川,日军抄走上海工厂里的460万册图书和50吨铅字。张元济留居“孤岛”,拒绝与日本人和汪精卫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他宁可以卖字为生。某次,有两位日本学者求见,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八个字:“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又一次,汪精卫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新中国成立,张元济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他跟蔡元培都亲眼见到过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此时,蔡元培已经在1940年去世了,唯有他身历三朝更迭,目睹五任首脑,无意中留下了一项无人可及的记录。

    张元济逝于1959年8月,时93岁。晚年,有后生问他,“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面如枯色,不作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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