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积极参与了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工作，他是很多反日组织和抵制活动的主要捐助者。1926年，天厨味精获得费城国际展览会的金奖。“九·一八”事件的爆发，让吴蕴初再次得到了打击日本企业的机会，在汹涌而来的日货抵制运动中，天厨味精及其他冒出来的国产味精工厂成为了市场的主导者，“味之素”撤离了绝大部分的中国市场，最后只在日军控制的东三省销售。天厨味精的成功让国人士气大振，被认为是国货战胜的经典案例。1934年3月，吴蕴初捐赠一架轰炸机给国民政府，3万人参加了在上海虹桥机场举行的捐赠仪式，在飞机的机身上印着两个很大的字：“天厨”。

    在过去几年，国民政府对于日货抵制运动抱持着一种很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它很希望借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的民族力量，缓解丛生的国内矛盾。此外，决策者也将抵制洋货看成是鼓励民族工业以及贸易保护的一种战略，在1928年，蒋介石在参加一个国货展览会的开幕式时便曾经宣称，“国民政府是要提倡国货，要振兴实业，要挽回利权，使外国货在中国没有销路，大家都用国货来打倒帝国主义。”而一方面，为了维持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政府也曾经多次强行解散反日团体。

    “九·一八”之后，中日虽未正式宣战，但是已行同仇国，政府开始走到前台，国民党的各地方党部都公开地参与到了抗议和抵制活动的组织工作中。抵制活动开始形成制度化，与仇日有关的“五·九”、“九·一八”都成为固定的抵制日货活动日，在1932年底，国民政府宣布下一年为“国货年”，而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是学生国货年，1936年是市民国货年，而提倡国货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呼吁民众坚决反对日货。

    对于政府来说，“九·一八”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变得别无选择，在过去的几年里，自由经济模式与国家主义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自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几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于是，国家存亡成了一个超乎一切的命题，国家主义的战略成了政商共识。蒋介石在这一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国之工业发展，应偏重于国防方面”、“中国经济建设只有在军事建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目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支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有统一装备、第一流的、机动性强的武装力量。”谭熙鸿主编的《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出版于1948年）记录道，当时“建设国防经济，发达国营工矿事业的呼声，遍于全国上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个新的名词“统制经济”出现了，它强调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国营事业的扩张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务运动的仅存硕果之一、国内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再度收归国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呈报行政院的报告中称，“兹与沪上各界领袖协商，均谓非借众力不足以恢复信用，非收回国营不足以根本规划。”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就对私营化的招商局窥视已久。1927年11月，政府就成立了招商局监督办公处，由交通部长王伯群亲任监督，职责是“督促董事会自动改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尽扶持之责。”当时，招商局董事会的会长是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号称“皖省首富”，因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的下手还是颇有忌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李国杰请来同盟会的老会员赵铁桥担任公司的总办，赵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会，曾经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四川支部长，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0年7月24日晨，赵铁桥在上海招商局的总部大门口被刺客枪击，当场身中数枪，不治身亡，这一血腥事件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据称，实施暗杀的是当时人人闻之变色、连杜月笙都要化钱“孝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