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下，仍然坚持要先消灭江西的共产党部队，军费开支象一个无底洞那样地越来越大。1932年秋季，他调集50多个师的兵力对江西、湖南和广东等地的共产党根据地实施第四次大围剿，谁料还是被击败，他自认“惟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1933年5月，他集结100万兵力卷土重来，展开第五次大围剿，这一次，共产党领导人博古放弃了非常有效的运动战策略，而与国民党军队展开面对面的阵地战，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被迫于1934年10月向西进行“长征”。蒋介石调集军队，一路上围追堵截，必欲全歼而后快。中共中央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换下，之前被冷落的毛泽东重新掌握了领导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转战十一个省，历经无比艰巨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终钻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于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界，建立了新的延安根据地。

    在这场前后长达三年半的对共产党的围剿中，蒋介石政权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停止内战之声不绝于耳，早在1932年8月，全国商界就组成了一个“废止内战大同盟”，并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有将近500人参加，他们代表了全国72个商会、10个银行公会、9个钱业公会、104个同业行会，此外还有11个妇女联合会、11个同乡会、50个科学团体和42个工会组织。大会由上海企业家王晓籁担任主席，提出了“反对内战是中国人民自救之路。”

    对于宋子文来说，他不得不为蒋介石募集更多的军费，从第四次围剿开始，每月的军费开支就达到2670万元，比预算中的1500万元要多出一大截。因为他已经承诺四年内不得再发公债，于是，钱只好从其他渠道去弄。惟一的办法是贷款，他一方面对银行家们的反内战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压迫他们把钱拿出来，在1933年度，他就贷款了8780万元，这相当于以往四个财政年度的总和，刚刚持平的财政又一下子倾斜了。

    在这一年里，企业界仍然表现出了共济国难的觉悟。1933年1月，日军从东北进攻山海关，继而占领了热河省，华北门户大开。当时在北方抗敌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正专心剿共他的根本无心支持。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银行家开会协商，决定暂时放弃不买公债的决定，向国民政府认购2000万元的“爱国库券”，并且不需要政府以任何关税作保证。不过，他们惟一要求于宋子文的是，这笔钱必须“专用”于华北防务。

    宋子文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得象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对日本的软弱态度，日军入侵热河后，他带着支票飞到北方说服张学良坚决抵抗，并声称，“日军如来侵，我决以全国力量应付。”为了遏制日本势力，他在1933年5月提出了两个针对性的经济政策，一是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其中，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纸品提高8％到20％，人造丝、鱼类、烟草和煤的税率也有大幅提高，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这当然大大有利于国内的民族企业。二是倡议组建一个由英、美、法等国参与的国际协商委员会，对这些国家的在华投资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他的计谋是，刺激英美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从而增加日本侵华的国际阻力。宋子文的这两项建议受到国内企业界的广泛欢迎，尽管在过去的这些年里，银行家们一再地上宋子文的当，吃足了他出尔反尔的苦头，可是在整个国民政府的决策层里，他还是惟一的“朋友”。到10月份，他们再次放弃不买公债的决定，认购了6000万元的关税库券，并再借给政府1500万元。

    可是，宋子文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