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平天国战乱后，尽管经历了改朝换代、军阀割据及蒋介石的北伐剿共等重大的政局变故，尽管中原大旱、长江黄河水祸时有发生，但是近80年来，中国并没有爆发全国性的、持久的战争。这个古老的国家从来有超强的伤口自我愈合能力，人们总是能够寻找到生活下去的办法和勇气。与曾国藩哀叹“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的时期相比，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皇帝不见了，共和政体和新的国家治理制度已经确立，洋人不再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天朝”的骄傲已经丧失，新的科学技术和人文观念每天都在不断地引进，摆脱了科举牢笼的青年人和知识分子开始用前所未有的视野和角度思考自己的国家。

    在经济建设上，中国也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据美国学者阿瑟·杨格在《中国财政经济情况：1927至1937年》一书中提供的数据可见：到1937年，全国拥有了近4千家现代工厂、1万余公里铁路、11.6万公里公路、12条民航空运线路、8.9万公里的电话线和7.3万个邮政局。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还清了大部分的外债，开始独立行使关税主权。中国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可观的重化工业和轻工业产业格局。南京政府还完成了币制改革，由一个“白银帝国”转型成了与国际接轨的金本位制国家。上海成为远东最繁荣的金融和商业城市，北京、广州和武汉都成为百万人口级的大都市。中国的棉稻麦也基本实现了自给，经济学家何廉说：“农业经济发展已步入‘起飞’之路”。中国还是外商投资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据侯纪明在《外国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1840－1937）》一书中的计算，到1937年，共吸引外资总额达25.6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里仅次于阿根廷和印度－缅甸－锡兰（在当时这是一个统一的英属殖民地）。

    问题当然也是一大堆。在把皇帝拉下马后的第十六个年头，一党独大的中央政府又回来了。军人的势力过于庞大，中央财政被军事支出“绑架”。宪政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渐进式的改革思维总是被颠覆型的热血理念所掩没。曾经一度崛起的的民营资本集团被强势的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联盟打败。国民党与共产党因政治理念的决裂而形成了武装对抗的局面。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数以亿计的农民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现代化成果，国家的任何进步或动荡都好象与他们无关。而在城市里，新诞生的工人阶层饱受压榨，生活悲苦。在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黑社会是公开的“第二政府”。

    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挫折感的年代，左翼作家茅盾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十分轰动的讲述上海商界和市民百态的长篇小说，他的书名就形象地定义了当时的年代特征：。十八年前领导了“五四运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回顾这段时期说：“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知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灭损这二十年总进步的净赢余。”从来不会算金钱帐的胡博士居然用上了“净赢余”这样的经济学名词，可见他的心里是拨拉了一会儿“算盘”的。

    在1937年，西方人对中国的观感也与几十年前大大不同，而且表现得兴趣越来越浓。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Pearl·S·Buck）成了新的文学明星，她将在一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是她创作了一部关于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

    赛珍珠的少女岁月是在江西庐山的一栋美式小木屋中度过的，她象一个中国人那样地经历了好年景和可怕的饥馑，经历了血腥混乱的革命以及狂热且不切实际的改革。她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