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弟弟失踪了，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他叫派蒂。那天放学后我们有棒球游戏，他骑车回家。他并没有玩棒球，那游戏是像我这样的大点的孩子们玩的，我刚十三岁，他只有九岁。他满脑子都是我的事，总想跟在我后面。可我的伙伴们嫌他碍手碍脚，我就跟派蒂说：“别跟着我，回家去吧。”我还记得他跨上脚踏车离开之前的那副受委屈的样子：瘦瘦的，剃个板刷头，戴着副眼镜，牙上带着牙齿矫正箍，穿件松松的t恤，宽松的牛仔裤——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印象。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但就像昨天一样。

    该吃晚饭了，派蒂还没有露面。妈妈给几个邻居朋友打电话，都说没看见。二十分钟之后，父亲打电话报了警。他最担心(至少到那一刻)的是派蒂被汽车撞了，可警方的交通调度员说并没有发生伤及骑脚踏车小孩的意外事故。调度员说会派巡逻车寻找派蒂，一有消息就打电话过来。

    父亲无法忍受等待。他让我带他看弟弟从运动场到家之间可能走的路线，我们开着车来来去去地找着。直到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的余晖反射出了脚踏车上的红色，我们差点没看见它。脚踏车倒在树丛问的空地上。派蒂的棒球手套在车下面。我们又找了好久，我们大声呼喊着派蒂的名字。我们问遍了住在这条街上的人们，是否见过一个像派蒂那样的孩子，我们一无所获。开车回家的时候，父亲的脸绷得紧紧的，颧骨凸出来，嘴里不停地低声嘟囔着：“噢，天哪。”

    我只希望派蒂是因为我把他从棒球场上赶回家而气得离家出走了。我想象着在睡觉前他出现了，一边说着：“现在你不感到抱歉吗？或许你比你以为的更想让我跟着你。”实际上，我已经感到伤心了。因为我无法骗自己去相信派蒂会把他的自行车扔在那些灌木丛中间——他喜欢那辆自行车。他怎么把棒球手套掉了呢？有坏事发生在他身上了。但是，如果我没有让他走开，那就永远也不会发生。

    妈妈变得歇斯底里的了，爸爸再次求助于警察。一个侦探很快就到了。第二天就组织了一次搜索。报纸(这事发生在一个叫伍德福特的小镇，就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外边)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这件事。我的父母上了电视和广播，乞求诱拐了派蒂的人把他放回来。毫无进展。

    我无法描述派蒂的失踪带来的痛苦和毁灭性的打击。我的母亲依赖药物来稳定情绪。夜里很多时候，我听到她在抽泣。我因为让派蒂离开棒球场而无法摆脱负罪感。每次，我听到我家的前门嘎吱嘎吱地开了，就祈祷是他终于回家来了。父亲开始酗酒，丢了工作。他和妈妈开始吵架。一个月后，他搬了出去。他死于一场车祸。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驶出路面，翻了个个儿，车顶都撞毁了。没有任何保险金。我的母亲不得不卖掉房子，我们搬到一问小公寓，后来又到了哥伦布，和我妈妈的父母住在一起。很多时候我都在担心，如果派蒂回到那个家，他怎么才能找得到我们。

    他缠绕着我。我长大了，读完了大学，结婚，有了一个儿子，还有一份成功的事业。但是，在我的脑海里，派蒂从来没有长大。他还是那个瘦瘦的九岁男孩，一副受了伤害的表情，看我一眼，然后骑上车走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想念他。如果一个农民犁地时犁出了一个小男孩的骸骨，那些残留物又不知怎么被鉴定是像派蒂那样的小男孩的，我都会为我的小弟弟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事情至少要有个说法，我极其强烈地想知道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我是个建筑师。有一段时期，我和费城的一家大公司一起干，但我最好的设计对他们来说太不正统了。所以，后来我就自己开了一家公司。我还坚决认为换个地方住会使人兴奋——不是搬到东海岸的另外一个城市，而是彻底从东海岸搬走。我的妻子甚至比我更喜欢这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