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是碰到一般困难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男人，大概在拘留所经历了相当可怕的一夜吧！他变了，说想远离斗争活动一阵子好好思考，话也变得不多。长期身体没有好好调养，好像身子已搞坏了。看着他那个样子，我也渐惭觉得不做些什么是不行的。

    当时，认识我的人当中，有人以为我是唐木所属集团的一分子，事实上并非如此。充其量我只不过是激进分子的恋人罢了，对我来说，革命的概念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现在想起来，不管示威或是封锁、集会，都像是一种庆典，只不过是为了一尝反日常生活的手段。

    因此，我没办法用理论来武装自己，也不想这么做，更没有勇气身先士卒地献身于示威的行列、置身于机动队的炮火中。但尽管如此，我却喜欢置身于好像永无休止的庆典中，在庆典中彷徨不定，胡乱地品尝庙会的滋味。

    为此，唐木的存在是必要的。而唐木现在正需要我……这么一想，我就没由来的被一种悲饱的感觉所淹没。

    我从仙台父母那儿领取的生活费本来就不算多，怎么样都不够两个人的开销，何况我接济了唐木和他的一钬死党一段时间，连父母寄来的学费都用上了，不得不赶紧想别的办法填补。

    必须要赚些钱。而且是迫在眉睫。

    我一开始是有什么工作就先接下来。在超级市场卖罐头、在公园卖小孩玩具，这些短时间的工作还真做了不少呢。但是都是工作个三天或是一个星期，实在也赚不到几个钱。

    唐木心情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我也因为有太多的琐事心烦气躁。为了生存下去，有太多事不得不去做。或许因为彼此面对着丑陋的现实，我们常为了一些小事而吵架。

    也有人笑我们像是老夫老妻。但是我们只不过是迫于形势自然而然地同居在一起，当然没有办法产生夫妇间的稳定以及情爱。何况我们都太年轻了，只不过是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实和在脑中所幻想的理想之间，极大的差距让我们感到不安而相互依赖。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在一九七零年四月上旬，我听说有一位副教授私底下在找打零工的学生。提供这项情报的是和我同一所大学、在学生会工作的职员。

    这位职员名为板田春美，和我是仙台的同乡，碰巧又是我高中的学姐。新生入学时，我到学生会订购书籍时板田春美来招呼我，从闲聊中知道我是同乡，从此两人就变得很亲近。

    春美虽然算不上肥胖，怎么看都比我大上一号。沿着粗颈项而披下的头发，引发人“狮子头”的联想。我想她大概比我大上五岁吧。她在仙台经营公司的父亲很吃得开，好像父母希望她从乡下的天主教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双亲身旁，好好实习等着出嫁。但是她的梦想是到东京一个人生活，所以和双亲大吵一架以后奔出家门，一个人出外找工作自力更生。对我来说，她是那种能够独立、很有生命力的女性。

    那天，偶尔通过学生会前面时，板田春美叫住我。我就和她闲聊起来。

    我一说想找一份报酬好一点的工作时，“那正好。”春美说着两手一拍，“我弟弟是S大的学生，听说他的老师正找一位优秀的学生帮忙。他昨天刚好从学校宿舍回家途中到我这儿来，听他提到这回事。怎么样，想不想试试看？”

    S大在当时是少数没有校园抗争的大学，学生都是家境富裕的小孩，校园气氛很乎和。许多学生开着爸妈买来的车子，每天和女生打网球、约会的学生也不少，所以在外风评不错。

    “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我问。

    “我也不清楚。是文学院的副教授，所以可能是翻译方面的工作吧？我想一定是。”

    “要是那样的话，你弟弟去做也可以呀！”

    “我弟弟到处打工，已经忙得很了。”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