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谈谈我自己吧。

    当然，这是堇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但既然通过我的眼睛来讲堇这个人、讲堇的故事，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下我是谁就是必要的了。

    问题是，在准备谈自己的时候，我每每陷入轻度的困惑之中，每每被“自己是什么”这一命题所附带的古典式悖论拖住后腿。亦即，就纯粹的信息量而言，能比我更多地谈我的人这个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在谈自己自身的时候，被谈的自己势必被作为谈者的我——被我的价值观、感觉的尺度、作为观察者的能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现实利害关系——所取舍所筛选所限定所分割。果真如此，被谈的“我”的形象又能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对此我非常放心不下，向来放心不下。

    但是，世间大多数人看上去对这种恐怖或不安几乎都无动于衷，一有机会就想以惊人坦率的语句谈论自己，诸如说什么“我这人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傻瓜似的”、“我这人敏感脆弱，和世人打不好交道”、“我这人专会洞察人心”等等。然而，我多次目睹“敏感脆弱”的人无谓地伤害他人，多次目睹“心直口快”的人不自觉地再三强调于已有利的歪理，多次目睹“专会洞察人心”的人为并不难看穿的表面奉承所轻易欺骗。如此看来，事实上我们对自己到底又了解什么呢！

    凡此种种，我越想就越不愿意谈及自己本身（即便有谈的必要）。相比之下，我更想就我这一存在之外的存在了解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我想通过知晓那种个别的事和人在自己心目中占怎样的位置（一种分布），或者通过保持已然包含这些的自己的平衡，来尽量客观地把握自己这一人之为人的存在。

    这是十岁至二十岁期间我在自己心中培育起来的视点，说得夸张些，即世界观。我像瓦工照着绷得紧紧的准线一块块砌砖那样，将上述想法在自己心中堆积起来。与其说是逻辑性的，莫如说是经验性的；与其说是思维性的，莫如说是务实性的。但将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深入浅出地讲给别人听是很困难的——种种场合让我深深领教了这一点。

    或许由此之故，从思春期中期开始，我便在自己同他人之间划了一条肉眼看不见的分界线。对任何人都保持一定距离，在既不接近亦不远离的过程中观察对手的动向。众口一词之事自己也不囫囵吞枣。我对于世界毫无保留的激情，仅仅倾注在书本上和音乐中。这样——也许在所难免——我成了一个孤独的人。

    我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出生长大。由于太普通了，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父亲从地方上的一所国立大学理学院毕业出来，在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研究所工作，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周日常常去高尔夫球场。母亲偏爱短歌，时常参加聚会。每当名字出现在报纸短歌专栏，情绪便好上一段时间。喜欢打扫房间，不喜欢做菜。比我大五岁的姐姐两样都不喜欢，认为那是别的什么人干的事。所以，我在能进厨房之后，便自己做自己吃的东西。买烹饪方面的书回来，一般东西都做得来。这样做的孩子除我没第二个。

    出生是在杉并，小时全家搬到津田沼，在那里长大。周围全是同一类型的工薪家庭。姐姐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也是性格使然：不名列前茅誓不罢休。徒劳无益的事从来不做，连领家里养的狗出去散步都不曾有过。东大法学院毕业，翌年取得律师资格。丈夫是经营咨询顾问，人很能干。在代代木公园附近一座漂亮的公寓买了四室套间，可惜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猪窝一样。

    我和姐姐不同，对学校里的学习全然提不起兴致，对成绩排名也不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愿意给父母说三道四，便义务性地到校上课，完成最低限度的预习和复习。剩下时间参加足球部活动，回到家就歪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小说。不去补习学校，不请家庭教师。尽管这样，学校里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