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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个画家的宿舍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的一个下午。雨刚停，纽约简直整个成了一座烤炉。画家姓名已忘了。您也知道，东欧人的名字很难记，除非改成美国式的。把他介绍给我的是一个学画的德国学生，他和我住同一栋公寓。一天他敲我房门时这样跟我说：‘喂，敏子，我朋友中有一个非常缺钱的画家，可以的话，明天顺路去看看画好么？’‘OK。’我说，‘不过他可有才华？’‘不怎么有，’他说，‘可他是个好人。’这么着，我们就去了捷克人的宿舍。当时的格林威治村有那么一种气氛，怎么说好呢，就像大家一点点往一起凑似的。”

    她在捷克人脏乱至极的房间里大约看了二十幅画。捷克人二十七岁，三年前偷越国境逃出来的。他在维也纳住了一年，之后来到纽约。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留在布拉格。白天他在宿舍作画，晚间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饭店打工。“捷克没有言论自由。”他说。但他所需要的是比言论自由更现实的东西。如德国学画生所说，他缺乏才华。她在心中嘀咕：他原本是该留在布拉格的啊！

    捷克人在技法上局部是有可取之处的，尤其是着色，有时令人一震。笔触也相当娴熟。但仅此而已。在内行人眼里，他的画已在此完全停止了，找不到思维的延展。同样是停止，但他连艺术上的“死胡同”也没进入，只是“夭折”罢了。

    她瞥了一眼德国学画生，他的表情在无言中所流露出来的结论也和她一样。如此而已。唯独捷克人以惶惶然的眼神盯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道了谢准备离开捷克人房间时，她的目光忽然盯在门旁放着的一幅画上——一幅二十英寸电视荧屏大小的横置油画。与别的画不同，这幅画里有什么在喘息。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实在微弱得很，盯视之间很怕它萎缩消失。但它的确是在画中喘息，尽管那般微乎其微。她请捷克人把其他画撤去一边，空出雪白的墙壁把这幅画立起来细看。

    “这是我来纽约后最先画的。”捷克人局促地快速说道，“来纽约第一个夜晚，我站在时代广场一个路口看街看了好几个钟头，然后回房间用一个晚上画出来的。”

    画的就是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年轻男子。以照相机来说，就是在镜头正中稍偏一点点的位置把男子摄了下来。男子脸侧向一边，目视窗外。长相漂亮，燕尾服，白衬衣，黑蝴蝶结，白饰巾。有点像舞男，但不是。作为舞男他缺少什么——一句话说来，就是缺少类似被浓缩了的饥渴感的东西。

    当然他并非没有饥渴感。哪里去找没有饥渴感的年轻男人呢？只是他身上的饥渴感表现得实在过于抽象，在周围人眼里——即使在他自己眼里——仿佛是有点特别的、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某种见解（point of view ）。就好像蓝色的雾霭，知道它存在，但捕捉不到。

    夜色也恰如蓝色的雾霭笼罩着出租车。从车后玻璃窗可以看见夜色，看见的也只有夜色。蓝底色融入了黑与紫。色调非常雅致。就像埃林顿“公爵”管弦乐团的音调，雅致而浑厚，浑厚得似乎手往上一触，五指便会统统给吮吸进去。

    男子脸歪向一边，但他什么也没看。纵使玻璃窗外有什么景致出现，也绝不会在他心头留下任何刮痕。车持续前行。

    “男子要去哪里呢？”

    “男子要回哪里呢？”

    对此，画面什么也没有回答。男子被包含在出租车这一有限的形式中。出租车则被包含在移动这一天经地义的原则中。车在移动。去哪里也好回哪里也好，怎么都无所谓，哪里都无所谓。那是巨幅墙壁上开的一个黑洞，既为入口，又是出口。

    不妨说，男子是在看那个黑洞。他嘴唇很干，仿佛急需一支烟。但由于某种原因，烟远在他手够不到的地方。他颧骨突出，下颚尖尖，尖得如被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