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室见他，我只好到他家去了。”

    “去打他的鼻子？”治安推事说，“你也许遭到了严重诽谤，但暴力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天哪，不，阁下，”查德威克惊讶地说，“我根本不是去揍他的。我是想跟他理论，要求他核对证据。我认为这会使他明白，他写的东西与事实根本不符。”

    “哦，”治安推事饶有兴致地说，“动机终于来了。那你到他家去请求他了？”

    “我确实是这么做的，阁下。”查德威克说。他清楚，和公诉人一样，他在被告席上发言前未经宣誓，因此不会受到盘问。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理论呢？”治安推事问道。

    查德威克的肩膀垂了下来。“我试过，”他说，“但他用与报馆同样的方式对待我，蔑视我、不理我。他知道我是一个小人物，微不足道，无法与强大的《星期日信使报》抗衡。”

    “后来呢？”治安推事问道。

    “我承认我当时是冲动了，”查德威克说，“我干了不可原谅的事：我打了他的鼻子。在我的一生中，就那么一瞬间，我失去了理智。”

    说完他就坐了下来。

    这位朋友呀，治安推事心里想道，就像飞上半空的玩具飞机一样失去了控制。他不禁想起几年前有一次，他因为在其他法庭上作出的某个判决，受到媒体粗暴无礼的对待。他当时气极了，事后一切也都证明，他当时的判决没有错。现在，他大声宣布：“这是一起非常严肃的事件，法庭应接受你的申诉。即便你那天上午从家里去汉普斯特德时，心里没有诉诸暴力的想法，可是，你确实在布伦特先生的家门口打了他。以社会公德论，我们不能允许一个公民随便去打国家级报纸记者的鼻子。罚款一百英镑，外加五十英镑诉讼费。”

    在比尔·查德威克填写支票的时候，记者席上已经空无一人，他们都急着去打电话和叫出租车了。从法庭的台阶走下来时，他感觉到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他转过身来，发现盖洛德·布伦特站在他面前，已经气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

    “你这个混蛋，”记者说，“你不可以在法庭上胡说八道。”

    “我其实可以，”查德威克说，“在被告席上时，是的，我可以。这叫作绝对特权。”

    “可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布伦特说，“再说，你也不能这样诽谤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查德威克温和地说，“你不就是这么做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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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