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走近门前，敲了敲。不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她个子矮矮的，扎着一条围裙，她身后的煤油灯光照出她的轮廓。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对她说了几句，她点点头。司机满意地回到拖拉机上，朝那扇敞开着的门指了指，然后就驾着拖拉机离去了。

    。他随后又做手势对着管子吹气，以清除管子里的尘土。原来如此，这么简单。我发誓要去学汽车修理。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乐推行新法郎前的那些岁月里，一千法郎大约是一英镑。然后，他把汽车钥匙递给我并与我道别。

    “你说什么？”我问道。

    妻子伯纳黛特在我身边惊恐地看着我。我伏在方向盘上，脚踩油门，想让这台奄奄一息的机器运转起来。显然，前盖下面的某个部件出了什么故障，而对于这样的技术活，我肯定是天底下最笨拙的人。

    这辆老式凯旋五月花刚刚爬上山丘，终于在喘了几口气后在山顶上熄火了。我关掉点火器、拉上手刹，从车里钻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下了车。我们俯瞰山丘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条乡间道路伸向山谷。

    不可否认，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夏日夜晚是很美丽的。那时候，多尔多涅河的这个地区还完全没被“发现”——至少是没被时髦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没有伸向天空的工厂烟囱或输电铁塔，没有因修建高速公路而在青翠的山谷里留下一条疤痕。一座座小村庄栖息在狭窄的小路两边，村民靠种地为生，收获的庄稼装载在用两头牛拉动的吱呀作响的木制大车上。那年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到这里旅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国外度假——第一次离开爱尔兰乃至英格兰。

    我从车上找出交通图研究了一下，指向多尔多涅河谷北边的一个点。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我说。

    伯纳黛特微微打了个寒战。她来自一个狂热的共和党家庭。也许我本不该去理会，不该去进一步探究。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我继续问了下去。

    他没有显露出听到了的样子，又喝了几口汤、吃了几块面包。过了一小会儿，他用非常清晰的英语说道：“四十四，到贝尔热拉克，四十四公里。”

    “很久以前。”他说。

    “没有发动机的动力，我们或许也能到那里，”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里好呀。”妻子说。

    “不，亲爱的，”我说，“不是恶魔。只是一名军人，在履行他的天职。”

    重力的作用把我们带到村口，原来这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汽车的惯性又把我们带进村子街道的中央，然后停了下来。我们下车时，黄昏开始降临。

    “当兵。”

    “你会说英语？”我问农夫。

    现在学校当然不教这些了，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是事实：当起义者戴着镣铐被押送到都柏林码头，要经由水路去利物浦监狱时，都柏林人——其中大多数是穷苦的天主教徒——诅咒谩骂他们给都柏林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

    拉丁语，我心里想。他上了年纪，但他肯定记得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些拉丁语。可是，我会说什么拉丁语呢？我绞尽脑汁。基督教兄弟会曾经花了几年时间教我学拉丁语，但撇开“Mass”这个词语之外，我从未用过拉丁语。祈祷书里也没有关于凯旋汽车故障的语句。

    我指向汽车的引擎盖。

    “Currus meus fractus est.”我用拉丁语告诉他。这话的确切意思是：“我的马车坏了。”但这么表述好像起到了作用，他那张圆脸明朗起来了。

    “A fractus currus 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