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斯夫人一直坐在这里倾听着。每当偶尔听懂一两个词语时，她便会绽出快乐的微笑。我努力想象她在一九一八年时的模样：身材苗条，像一只快活伶俐的麻雀，一双深色的眼睛，干净整洁，干起活来十分欢快。

    “希望明天汽车能够修好，”我说，“如果是大毛病，也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购买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车子正处于一座陡峭蜿蜒的山坡上。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别把我困在这个地方，别把我丢弃在这片荒凉而又美丽的法国乡野。

    在这里，他得到一位年轻护士的悉心护理，当他因为伤痛而卧床不起，这位姑娘爱上了他。他们结了婚，来到法国南方的多尔多涅，在她父母的小农场里安顿了下来。他再也没有回过威尔士。岳父岳母去世后，他妻子作为唯一的子女，继承了这个农场，也就是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

    伯纳黛特在我身边辗转难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之中。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想起了当年五月份那几个凄凉的早晨，马路上响起行刑队士兵们带铁掌靴子的踩踏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从兵营向监狱进发。她想起了士兵们在监狱的大院子里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犯人被押解到远处墙壁的一根木桩旁边。

    “有多远？”她问道。

    “大概是六十公里。”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沉默。这样过了足有一分钟时间，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句英语：“四十四。”

    这个巨人一言不发地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妻子马上给他盛了满满一碗汤。他双手黑乎乎的，沾着泥土，而且我知道还沾着别的什么东西，但他没去洗手。盛完汤，普雷斯夫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又朝我们露出灿烂的微笑，而且频繁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吃饭。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这位农夫用勺子大口大口地舀汤喝，而且旁若无人地掰了好几块面包。

    “是一次处决。”他说，然后又专注地喝起汤。

    我张大嘴，以为他是来袭击我们的。假如他想那么做，真的是能够把我们的汽车剁成碎块。但接着，我看到他脸上兴高采烈，原来叫喊和挥动斧子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让我们停车。

    我努力去回想汽车里的那份地图：“我想是贝尔热拉克。”

    “啊，我们就是都柏林人。你喜欢都柏林吗？”

    神父与农民又开始了一番快速的交流。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一条胳膊在指点着什么。我听出“普雷斯”这个对我没有意义的词语，但我看到神父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朝我转过身，示意我们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并站在拖拉机的后踏板上，用手紧紧扶好。

    不管怎么说，这声招呼就足够了。他停下来，露出询问的微笑。我用手指向我的汽车，他笑得更欢了，并点点头，好像在说“好车”。怎么去跟他解释我现在并不是一个自豪的车主，并不是在炫耀我的靓车，而是一个遭遇了汽车抛锚的游客呢？

    更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作答。足足过去了五十秒钟。

    当时，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他身负重伤，在一家英军医院里躺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政府宣布停战了。当英军返回家园的时候，他由于伤势太重无法动身，于是被转移到一家法国的医院。

    普赖斯先生抬起他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盯住我，然后摇了摇头：“很久以前。”我想他也许在说谎，但他没有，他只是记不清楚了。

    起初，我还以为他听力不好。其实不然，他能够清楚地听到。然后我想，他也许是一个谨小慎微、生性多疑的人，要仔细考虑他回答的含义，如同一名棋手，每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