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当时的州立监狱还在冷山。当然了，还有电椅。

    狱中囚犯常拿电椅开玩笑，对令人恐惧却又摆脱不掉的东西，大家总喜欢如此地取笑一番。他们管它叫“电伙计”，或者叫“大榨汁机”。大伙谈论电费单，谈论那年秋天监狱长穆尔斯不得不自己做感恩节晚餐，因为他妻子梅琳达病得没法做饭了。

    不过，对于那些真得要坐到电椅上的人，这些玩笑很快就不合时宜了。我在冷山那会儿，曾负责过78次电刑（这数字我从来不会弄错，我到死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觉得，对大部分受刑的人来说，当脚脖子被钳在“电伙计”结实的橡木腿上时，他们就觉得真的完蛋了。接着，他们就意识到（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里涌上一种冰凉的惶恐），自己的大腿玩完了。

    血液还在体内奔流，肌肉也依然强健，大腿却完了，再也不能行走于乡间，不能与大伙一起在建谷仓的庆典上和姑娘跳舞了。从脚踝往上，“电伙计”的主顾明白死亡在即。胡言乱语、支离破碎的临终叨咕结束后，一只黑色的丝绸袋子罩上他们的脑袋。这袋子说是给他们用的，可我总觉得它实际上是为我们备着的，为的是不让我们看到他们屈着膝，知道死亡临近时，眼神里所涌现的畏惧。

    在冷山，并没有死囚区，只有一个与其他四幢房子隔开的E号楼，只有其他楼房的四分之一大，不是木结构的，是砖砌的，房顶的金属皮裸露着，在夏日的阳光下，就像一只神色谵妄的眼球，令人胆战。房子里面有六个单间，每边三间，中间隔着一个宽阔的走廊，每个房间几乎都有其他四幢房子里单间的两倍大。它们也是单人使用的，就监狱来说，这样的住宿条件算是很不错了（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不过，住客宁愿拿它来换其他四幢楼里的任何房间。相信我，要真能换就好了。

    谢天谢地，我在那里当看守的几年里，从来没有一次是六个房间都住满的。为这样的小小恩惠，真要感谢上帝。里面最多时住四个人，有白人也有黑人（在冷山，死囚之间是不实行种族隔离的），那里就像是个小型的地狱。其中一个是名叫贝弗利·麦考尔的女人，她黑得像黑桃A，却漂亮得要命。她忍受丈夫殴打六年了，可要是他在外偷鸡摸狗，那她一天都受不了。有一天夜里，她得知丈夫又在偷情，就站在楼梯口，那是通往他理发店楼上公寓的必经之路，等着那个倒霉的莱斯特·麦考尔，他的老友们（也许还有那个他刚开始交往的情妇）都管他叫“剃刀”。

    她一直等他把大衣脱到一半，就用“剃刀”自己的一把剃刀，把他偷情的内脏挖出来丢到鞋子上。离坐“电伙计”还有两晚的时候，她把我叫到那个单间，说梦见非洲的灵父来见她，让她放弃奴隶名字，死时用自由身的名字玛图奥米。这就是她的遗愿，即死亡执行令上要用贝弗利·玛图奥米这个姓名。我想她的灵父并没有给她任何名字，或是任何她可以说得出的名字。于是，我就说，可以，行，好的。当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狱卒的那几年里，我明白，除非我迫不得已，决不能拒绝死刑犯的要求，贝弗利·玛图奥米这件事也不例外。次日下午三点左右，州长来了，将她减刑为在格拉西山谷女子监狱终身监禁（我们事后常用“睡牢狱不睡老公”来形容它）。实话说，看到贝弗利朝值班桌走去，丰满的屁股朝左边而不是右边转去时，我很开心。

    大概三十五年（至少是三十五年）以后，我在报纸的讣告栏里看到这个名字，上面的照片里是一张黑人女性瘦削的脸，满头白发，架着一副莱茵水晶石的眼镜。正是贝弗利。讣告上说，她死前的十年是自由身，还差不多单枪匹马拯救了莱因弗尔斯小镇上的一家图书馆。她还在主日学校里教过书，并在这个小小的穷乡僻壤广受爱戴。报纸上的标题是图书馆馆长死于心脏病，下面的文字更小些，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