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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死在我怀抱里，死在雨中，死在那辆肥料车边，燃烧的汽油味塞满了我的鼻孔。她始终没有清醒过来：眼神清澈起来，嘴唇翕动着，似乎在做最后一次爱的宣示。我怀抱中的肉体僵硬地微微抽搐，她去了。这时，我多年来第一次想到梅琳达·穆尔斯，想到印迪亚诺拉总医院所有的医生都认为她必死无疑，可她坐在床上，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用明亮、惊羡的眼神看着约翰·柯菲。梅琳达说我梦见你在黑暗中游荡，我也是。我们相互碰上了。

    我把妻子可怜的、被撞碎的头放到湿漉漉的州际公路地面上，站起身来（这并不困难，我只是左手侧面割了一个口子，其他什么伤都没有），冲着立交桥下的阴影喊着他的名字。

    “约翰！约翰·柯菲！你在哪里，大块头？”

    我朝那些阴影走去，踢开了一只沾着鲜血的毛毛熊，踢开了一副金属眼镜框，镜片已经打得粉碎，还踢开了一只断开的手，淡红色的手指上套着染成深红的戒指。“你救了哈尔的妻子，为什么不来救我妻子？为什么不救詹妮丝？为什么不救我的詹妮丝？”

    没有回答，只有燃烧的汽油和燃烧的尸体味，只有雨水不间断地从灰色的天空倾注而下，敲打着水泥地面，而我的妻子死在了我身后的地上。

    没有回答，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当然，1932年时，约翰救下的不仅是梅莉·穆尔斯，不仅是德尔的老鼠，那只能借助线轴玩把戏的老鼠，它似乎在德尔出现前很久就在寻找德尔了……甚至在约翰·柯菲出现前很久。

    约翰也救了我，但多年以后，当我站在亚拉巴马的滂沱大雨中寻找并不存在于立交桥下的阴影中的那个人时，当我站在四处散落的行李和身首异处的尸体中时，我明白了一个可怕的道理：有时候，拯救和诅咒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差别。

    1932年11月18日那天，我们一起坐在他床上时，我感觉到了这种力量涌入我体内，也许是拯救，也许是诅咒。那力量从他体内涌出，涌入我的体内，不管是他体内的什么奇异力量，通过我们的手传递了过来，而我们通常的爱、希望和善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种感觉，一开始只是一种麻刺，随之它像潮水汹涌，变成一种超越了我此前此后所体验的一切力量。从那一天起，我再也没得过关节炎，没得过流感，甚至连咽喉炎都没得过。我再没得过尿路感染，连伤口感染都没有。我有过感冒，但很少，隔上六七年才有一次，尽管不常感冒的人感起冒来通常都很厉害，我却从来不是这样。那可怕的1956年上半年，我得过一次肾结石。尽管我觉得，有一些读者可能依然会为此感到奇怪，但当肾结石消失时，我内心真有点喜欢那种疼痛。那是我24年前尿路出问题以来唯一一次真正的疼痛。我的朋友和我爱着的同代人一个个走了，死于中风、癌症、心脏病、肝病、血液病等等，可这些病我一样都没患上，它们都绕开了我，就像人们开车拐着弯躲开路上的鹿或浣熊似的。在那次严重车祸中，我却毫发未损，除了划破了手。1932年，约翰为我注入了生命抗体，也许可以说，他用电击为我注射了生命。最后我终将死去，我当然会死，叮当先生一死，任何永垂不朽的幻象都消失了，但事实上，没等死神来找我，我早就在找它了。

    说真话，自从伊莱恩·康奈利死后，我已经在找它了。还用我解释吗？

    我把这些稿纸重新看了一遍，我那满是斑点的手颤抖着一页一页地翻去，不明白在那些表达崇高和高尚思想的书里是否真存在什么意义。

    我回想着童年时代在赞美耶稣、上帝万能教会里听过的布道，那些确定无疑的断言，我想起牧师常说上帝的眼睛就在麻雀头上，能注意到他创造的最不起眼最渺小的东西。当我想起叮当先生，想到我们在房梁上那个洞里发现的碎木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