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法国人和美国人，那就是费尔丁南·博瓦勒和刘易斯·多里克，这两位前文已向读者作了粗略的交待。阿里·洛德士又不失时机地告诉勒柯吉，他们那具有颠覆性的理论。

    他以一种断言的口吻说：“您不觉得应该谨慎从事，对这两个好斗分子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他们在旅行期间已开始蠢蠢欲动、频频地抛头露面。”

    “那么，您认为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勒柯吉反问道。

    “首先需要果断，警告他们言行不要过头，然后密切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还不行，就将他们软禁起来，不让他们害人，再有必要就将他们关警闭。”

    “天啦！”勒柯吉反唇相讥道，“你想毫不留情地将他们置于死地，那么谁敢擅自做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侵犯同类的自由哩！”

    “对于那些对别人构成威胁的人，就是将他们打死，也是合情合理。”洛德士针锋相对。

    “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我可没有觉得他们有危险，我只是觉得他们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勒柯吉不同意他那种说法。

    “我是怎么看出来的？他们蛊惑煽动贫民百姓，使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就像孩子一样稍加刺激，就冲动兴奋起来，于是他们因势利导，用华丽动听的词句，大肆阿谀奉承，将人们弄得昏头转向，不知所措。”

    “他们这样做居心何在？”

    “为了争夺属于别人的东西！”

    “那么别人有什么东西？”勒柯吉挪揄地说。“无法知晓，不过这里可是一无所有，国王和其他的人一样，丧失了颐指气使、指手画脚的特权。”

    “约纳丹号船上有货物。”

    “约纳丹号上的物资是集体的财产，情况危急时，用来拯救大家的，这是众所周知、有目共睹的，绝不会有人敢打它的主意。”

    “但愿不会事与愿违！”阿里·洛德士无可奈何地说。

    “他们各执己见，这倒出乎意料，他无法冷静下来，他认为像多里克和博瓦勒这种人，并不一定需要用物质和金钱来诱惑刺激他们，只要别人苦不堪言，他们便会感到乐趣和心满意足，他们只对高高在上、一呼百应的生活如醉如痴。”

    “谁要这样想，他们只有自取灭亡！”勒柯吉忽然一反常态，粗暴地说，“所有觊觎权力、对别人发号施令的人，都应该从这个地球上，将他们铲除。”

    阿里·洛德士迷惑不解地听到他说这话，其愤懑情绪，在这个人身上，反应如此之强烈，一反他平常的温文尔雅和稳重的作风。

    “那么就应该铲除博瓦勒。”他不无奚落地回答说，“因为披着极端平等的外衣、夸夸其谈的理论家，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要保证改革派的权力。”

    “博瓦勒的理论，就像孩子胡闹一样，幼稚可笑。”勒柯吉用一种不容置辩的口吻反驳，“这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们往往对于人民大众有失公允，其实是够愚蠢的了。”

    “那么你同意刘易斯·多里克的观点？”阿里·洛德士进而询问，“您也像他那样，希望我们回到原始状态，把社会组合，简单地说成是个人偶然的聚集合，而且您不可能发现，其理论是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它散发出的仅仅是那种仇恨。”

    “要是多里克只知道仇恨的话，那他就是个疯子。”勒柯吉一本正经地回答，“这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人懵懵懂懂地降临人世，睁开双眼，发现与他类似的芸芸众生，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跟他一样经不住打击，稍微一碰，即可化为乌有。他不是满怀同情之心，而是满腔的苦愁和满腔的仇恨。这种人是疯子，跟疯子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过，像他这样的理论家，精神错乱、神态疯癫，但也不能因此就一口咬定，其理论全是糟粕。”

    “但是，法律是不可少的